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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安排托起助人美德

2012-04-27 16:56 来源:《中国政协》杂志 郑惠强我有话说

中华民族一向以礼仪之邦为荣,助人为乐等良好的思想观念和道德风尚代代传承,与蓬勃发展的物质文明交相辉映,铸就了上下五千年的灿烂辉煌。然而,近年来发生的毒食品、黑心棉、“豆腐渣”工程等典型案例,一再冲击社会道德底线,越来越多的人感叹“道德滑坡”。同时,以彭宇案为代表的种种“好人恶报”事件,又让越来越多的人感慨“好人难做”、“助人有风险”,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不管闲事、见死不救、见义不为的风气。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较为复杂,简单地对某些个人或某个个体进行道德谴责是没有意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需要各级政府积极引导,需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更需要加强制度和机制保障。因此,要从法律制度和社会机制层面着手,让助人者不但能无后顾之忧,还能享救助之乐、有救助之技、成救助之网,进一步弘扬和发展“助人为乐”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一是完善立法和司法体系,让助人者无后顾之忧。要加强对见义勇为和助人为乐行为的立法保护。借鉴欧美及新加坡的相关法律,制定《助人行为保护条例》,加大对见义勇为和助人为乐的保护力度。一方面,加强对助人者的保护力度,制定“好心人免责条款”等,使助人者不会因为在紧急情况下施救而成为被告甚至承担法律责任,必要时由政府承担助人者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而带来的无法预知的后果;另一方面,加大对被助者诬陷助人者行为的惩处力度。确认发生诬陷行为的,一律记入个人诚信记录。情节特别轻微的,被助者须亲自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并处以一定金额的罚款或参加一定时间的公益活动;情节较为轻微的,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处以拘留和罚款;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根据刑法相关规定,以诽谤罪、侮辱罪或敲诈勒索罪论处。
       要加强对见义勇为和助人为乐行为的司法保护。严格举证责任,在事实无法认定、证据存在疑点时,判决尤其应当谨慎。刑事上,严格贯彻“疑罪从无”的原则;民事上,严格执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不可随意倒置举证责任,让助人者自证清白;不得超越“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严禁滥用该例外原则。
       二是完善奖励和宣传制度,让助人者享助人之乐。要鼓励见义勇为行为。加大政府专项资金支持力度,鼓励社会捐助和慈善机构积极参与,进一步扩大见义勇为基金规模,不断提高物质奖励标准,并将见义勇为行为与升学、就业、优先享受社会保障等相挂钩;助人者因见义勇为行为而误工、致残、致死或遭受其他重大损失时,政府部门和基金应加大对助人者及其直系亲属的资助力度;助人者因见义勇为遭遇法律纠纷时,由政府指定的部门提供无偿法律援助或帮助聘请律师。
       倡导助人为乐行为。对不符合见义勇为标准但可能蕴含一定风险的助人行为,提供全方位的帮助,如物质和精神奖励、发生纠纷时提供法律援助等。在就医、保障性住房申请、本人或子女就业等方面,对生活困难的道德模范提供帮助。进一步加强舆论监督和引导,开展不同层次的助人为乐评选和推荐活动,宣传表彰奖励助人为乐行为,形成助人为乐光荣的良好氛围,重塑道德规范,强化社会信任。
       三是完善教育和培训体系,让助人者有救助之技。要积极普及救助知识和重要技能。将救助常识和重要技能纳入教育体系,作为中小学、职业学校、普通高校等各类学校的必修课程之一,通过课堂授课、救助演习、见习实训等形式提高救助能力;将普及救助知识和重要技能列为重要的公共服务之一,加强面向大众的培训和宣传;就救助常识和重要技能纳入公益广告宣传序列,倡导新闻媒体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
       建立分类救助教育和培训体系。加强对特定责任人员(如医生、警察、消防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救助义务和救助技能教育,并将其女如考核体系;强化特定责任人员的救助义务,加大对特定责任人员在紧急情况下见死不救的惩罚力度。加强对普通公众和未成年人救助常识教育和培训,特别是对未成年人强化施救时的自我生命安全保护意识。    四是完善社会救助网络,让全社会有救助之网。要健全专业救护网络。完善消防、医疗、公安等应急机构布局,整合应急信息平台,推进110、120、119等应急电话“一号式”呼入,适当增加应急车辆和人员配置,切实提高应急响应能力。在医疗急救机构没有覆盖的农村边远区域,应当对公安、消防、联防、安检等机构进行专项训练,使之在紧急情况下兼职急救和协助送医。
       完善社会救助体系。鼓励“社团自救”,并将其规制到“民政救济”制度中去,细化社会道德义务和责任。通过立法方式进一步明确,任何医疗急救机构不能因病人未支付费用而拒绝施救。因意外事故需就医但肇事者暂时无法认定者,由助人基金或社会保障资金先行垫付。
       明确严格责任制度。以法律形式强化公共场所安全规范,尽可能把意外事故发生率降到最低,同时为受伤害者起诉责任者提供法律依据。当肇事者逃逸或无法确定时,政府、公共场所责任人等严格责任人必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和一般赔偿责任。借鉴欧美严格责任制度,在明确严格责任人的同时,鼓励负有“严格责任”的机构和个人购买专项保险。

  (作者: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上海市主委)

[责任编辑:马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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