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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画集》的里里外外

2012-05-07 16:58 来源:《中国政协》杂志 李生生我有话说

  收藏有一本十几年前得自于潘家园旧书市场的《长征画集》。这是人民美术出版社1977年7月第二版第一次印刷的版本。原画为老红军黄镇在长征途中用炭笔速写的红军战斗和生活状态,共24幅;老红军、著名诗人魏传统为每幅画作各配了一首诗。诗画合璧,构成了一部生动形象的长征史。

    画册由老红军、儒将肖华作序;著名现代剧作家、文学史家、文学评论家阿英(原名钱德富,笔名钱杏邨、阿英)写了《<长征画集>纪事》。序言和纪事给我们透露了画册出版的许多背景和内情。原来,画集最早印行于1938年。那时,我们国家正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者最残酷的侵略,国民党已经溃逃到了重庆,八路军、新四军正深入敌后,插进敌人心脏,坚持斗争。正在这时,在上海从事地下革命斗争的阿英得到了《长征画集》的照相原稿。他在《叙记》一文中写道:“我内心的喜悦和激动,真是用任何语言文字都不足以形容”。当时,阿英和几位战友在进步朋友的支持下,组建了一个名为“风雨书屋”的出版机构,编印了宣传抗战的《文献》月刊,受到了各界爱国人士的欢迎,因而也受到了日本占领者和国民党特务的威胁。这样的形势下,如果在《文献》上连载长征组画,不仅难以坚持持久,而且可能招致风雨书屋和《文献》被敌人彻底破坏,珍贵的《长征画集》照相原稿,也难以保全。但考虑到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又急需争取时间,把画作宣传出去,于是,以《西行漫画》为名的长征画集很陕在上海诞生了。

    二十年后,一位热心读者偶然在北京图书馆发现了这本书,认为这本书是很重要的历史见证,建议出版印行。人民美术出版社接受了建议,于同年十二月,用阿英当年编印的底本,重印了三千册。有意思的是,直到这时尚未厘清谁是这组珍贵画作的作者。因为画作最初是由肖华同志带给阿英的,所以初印时作者署了肖华的名。到1958版再重印,请肖华写序时,才知道另有作者,但肖华也记不得作者为谁。直到1961年,黄镇同志自国外归来,李克农同志向他提起画集的事,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同志又拿着原印本去访问他,才引起黄镇的回忆,证实了就是他在长征途中,用各种各样、大小不等、随手拾来的杂色纸所作的那一组画。从1938年初版印行,历经25年之久,才找到了这组珍贵画作的原作者。此后,除人民美术出版社几次重印外,解放军出版社、文物出版社都曾出版发行过,外文出版社还翻译出版了英、法、日等外文本。

    让我感兴趣的,除了这本的画集曲折的出版过程和全部内容外,还因为写在扉页上的一篇题赠文字和两方印章。也不只是因为题字写得漂亮,更是因为至今我仍没有完全读懂。

    题赠文字全文如下:

    “阿英同志逝世前夕,得悉《长征画集》‘八一’将重版,很高兴,嘱分赠诸好友。现阿英同志已病逝,代赠梦溪同志一册以誌纪念。

                                                                                    建军五十周年于北京” 

    题字之后,没有一字落款,但钤着上下两方阿英先生的篆书印章:白文“钱杏邨印”、朱文“阿英”。

    能够读懂的是,“长征画集”近四十年后再度重版,作为画集的最初编辑者,阿英对当年在那样凶险恶劣的环境下编辑出版发行本书,一定会记忆犹新;而此时,自己身体却已到风烛残年,内心一定是百感交集。因而嘱托在出版后,分赠诸友好。这“友好”,我想更多的是指的老战友。

    没有读懂的是:

    一、阿英的临终嘱托是托给谁了?代赠并在扉页上题写赠语的想必就是受托人了?受托者是个人抑或是出版部门或哪个单位?

    二、受托者不论是个人还是单位,为什么没有落款?

    三、代赠文字之后,怎么钤盖了阿英的两方笔名印章呢?

    为了读懂扉页上的这一篇代题赠文字,我曾打电话给阿英先生的公子钱小惠同志求证,小惠同志告:当年知道再版了《长征画集》,但没具体听说过嘱托谁人代父亲向生前友好赠书的事。他推想,代赠《长征画集》和题记与钤印,应该都是家人所作。他还告诉我,画册1938年初版在上海印出后,父亲还带回家里给他和家里别人看过。  不经意间,扉页上的这段话又为《长征画集》平添了几分传奇。口

                                                                  (作者:北京市政协原常委,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顾问)

[责任编辑:马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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