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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夫:文艺新时代从《讲话》出发

2012-06-14 09:31 来源:《中国政协》杂志 厚夫我有话说
         19425月,一场有关中国文艺发展道路的会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在这次会议中,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明了发展文艺为了谁,怎么为的问题,论述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歌颂与暴露、普及与提高等一系列重要观点。作为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讲话》影响了大批文艺工作者,催生了一批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成为中国文艺发展的新起点。

    70年过去了,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工作承担着重大的历史使命。怎样看待延安文艺座谈会产生的历史影响,怎样理解《讲话》的现实意义,怎样实现延安文艺精神的薪火相传?我们特意邀请延安文艺座谈会亲历者、文艺理论家、批评家、文艺创作者重温《讲话》,撰写文章,以飨读者。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70周年专题

       我们要善于了解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善于同时代同呼吸、共命运,而不是在“小我”的“象牙塔”里作茧自缚。从这点来讲,《讲话》对中国当代文艺的影响既是现实的,也是深远的。

     延安杨家岭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旧址,是历史上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发生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诞生七十周年了。《讲话》对中国当代文艺的影响既是现实的,也是深远的,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我国文艺与文化的运行轨迹。

    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 是历史的必然

    抗战爆发后,延安成为与重庆遥相呼应的民族抗战的政治文化中心,吸引了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热血青年。为解决抗战所需要的干部问题,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延安创办了三、四十所学校,其中就有专门培养军事干部的抗日军政大学、培养政工干部的陕北公学、培养文艺人才的鲁迅艺术学院,以及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延安大学。

    当时来到延安的文艺工作者,除了进入延安的几十所学校学习、工作之外,还有相当多的文艺人进入大大小小的文艺组织与团体。抗战初期,进入延安以及其它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化人,创作出热血沸腾的《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延安颂》、《我歌唱延安》等大量优秀的文艺作品。如毛泽东在《讲话》中言:我们的整个文艺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应该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的文艺创作,有力地推动了抗战事业的进行,也繁荣了陕甘宁边区的文化生活。

    但是在日常的文艺生活中,广大文艺工作者普遍存在着对工农兵生活不熟、不懂的问题,他们最熟悉和喜爱的还是原来抗日救亡宣传时演出的文艺形式,自然与不断变化的抗战形势的实际需求产生了距离。

    其它不论,以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的鲁艺,就存在着种种不足。1940年后,鲁艺有将近两年左右的正规化与专门化的关门提高。具体表现在:美术系向西洋学习技术,画构图复杂、大场面的画;戏剧系热衷于演大戏和外国戏,演《日出》、《铁甲列车》、《带枪的人》等大戏;文学系欣赏古典和外国文学作品,言必契诃夫,谈必果戈理。鲁艺师生在桥儿沟礼堂里排戏,自己观摩演技,老百姓在外面拍窗子,讽刺说:“戏剧系的装疯卖傻,音乐系的哭爹喊娘,美术系的不知画啥,文学系写得一满害(解)不下!”

    从艺术培养的角度来讲,关门提高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关键是不合抗战时宜。前方需要能够宣传与普及的文艺作品,后方提供的那些大而洋的东西,自然无法成为有效的文艺武器。

    事实上,鲁艺前后两年左右的教育和实际的严重脱节,仅仅是延安文艺界的一方面问题。整风前的延安文艺界,在思想上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宗派主义突出;在行动上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相当多的作家、艺术家只把注意力放在研究与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而不愿意接触工农兵。正如八路军朱德总司令 1940年在鲁艺两周年会上所讲的:打了三年仗,可歌可泣的故事太多了,但是好多战士英勇牺牲在战场,还不知道姓张姓李,这是我们的罪过,而且还是你们文艺的罪过”,他号召“前后方的枪杆子与笔杆子能够亲密地联合起来”。     一言以蔽之,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还没有真正扑到工农兵那里,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文化合力,还没有真正为工农兵服务。

      延安文艺座谈会旨在解决文化合力问题

   枪杆子笔杆子是革命的两支军队。如何培养和训练一支高效的笔杆子队伍,如何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一直是毛泽东思考的重要内容。

    19425月召开的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中共中央深思熟虑的战略决策,是应时而为的产物。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步骤,是解决当时延安文化人普遍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问题,使其自觉地为工农兵鼓与呼,使文学艺术形成有效的文化战斗合力。

    按照当时中央领导的分工,延安文艺界整风由毛泽东分管。为了召开好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给许多作家写信,找他们谈话。毛泽东亲自个别约见谈话与写信征求意见的延安文化人有:李伯钊、丁玲、艾青、萧军、萧三、罗烽、舒群、刘白羽、欧阳山、周文、草明、塞克、于黑丁等人。毛泽东以“集体谈话”的方式与“鲁艺”的部分党员文艺家进行交流的人员有周扬、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对于上述文化人中间的一些重点人物,如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等,毛泽东多次约见谈话与写信征求意见,让他们帮助搜集材料,提供有关文艺的意见。

    在经过充分的准备后,427日,毛泽东与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何凯丰联手发出请柬,邀请一百多位延安文艺工作者参加文艺座谈会。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52日下午开始召开的,先后开了三次大会, 523日晚上结束。期间,有几十位党内外作家发言,毛泽东参加了这三次会议。

    52日,毛泽东讲引言,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即手里拿着枪的军队文化的军队,而文化的军队是团结自己、消灭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指出: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他根据文艺工作本身的任务和延安文艺界的状况,提出应该解决的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等五大问题,要大家讨论。

    经过几次小组讨论与大会发言后,5 23日,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最后一次大会。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合影照片,就是摄影家吴印咸在当天拍摄的。毛泽东作的结论是晚饭后讲的。由于人数增加,会址只好改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小楼外的广场上。在汽灯下,毛泽东手里拿着讲话提纲,侃侃而谈。他把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即“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他说这是个原则问题,根本问题。毛泽东进一步号召,“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为了强化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和成果,5 30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骑马到桥儿沟的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讲话。他提出了要走出小鲁艺、走到大鲁艺的著名观点,再次号召文艺工作者深入到火热的战斗生活中,为工农兵服务。

   延安文艺座谈会,解决了延安文艺人长期存在的思想问题,整肃了文艺队伍,确立了文艺的新秩序,形成了强大的文化合力。

    延安文艺新时代

    毛泽东的《讲话》讲到延安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坎上,他们以前空有热情而不知所措,如今他们找到文艺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方向了。

    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把身子扑下去,深入到火热的工农兵生活中,专心致志搞“文艺下乡”,真诚地讴歌工农兵生活。 1943年春节时期,鲁艺秧歌队扭出新秧歌和演出新秧歌剧。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新秧歌,形式灵活、短小精悍,形式上群众喜闻乐见,内容上令犬耳目一新。老百姓奔走相告:鲁艺家的来了!”“鲁艺家是老百姓对鲁艺宣传队的一种亲切的称呼。王大化和李波是鲁艺宣传队的明星,他俩演出的《兄妹开荒》第一次展现翻身农民的形象,是最受欢迎的新秧歌剧。只要他们有演出,老百姓就说:看王大化去。毛泽东看了后很高兴: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在鲁艺的带动下,当年春节延安就出现了二十多支有名的秧歌队。“新秧歌”和“新秧歌剧”的兴起,标志着延安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还有,诗人艾青深入到吴家枣园创作叙事长诗《吴满有》;作家欧阳山深入南区供销社创作长篇小说《高干大》;作家丁玲深入生活写出报告文学《田保霖》;画家古元深入到三边学习陕北剪纸;作家朱寨、葛洛主动到桥儿沟乡挂职锻炼;诗人贺敬之在南泥湾劳军时出创作著名歌曲《南泥湾》;诗人公木在陕北民歌的基础上改编出著名颂歌《东方红》;李焕之、刘炽等人利用陕北民间唢呐曲《凤凤铃》改编出著名的《哀乐》等等……

    延安文艺工作者自觉地选择了与工农兵审美文化相适应的民族化与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如章回小说形式、民间说书形式、信天游形式、新秧歌剧形式、新编历史剧形式等。 1943年春节推出的新秧歌运动新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就是学习民间文艺的产物;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有民间说书元素;李季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有信天游的旋律;新编历史剧《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等,是旧瓶装新酒;大型民族歌剧《白毛女》更体现出民族化大众化的艺术特点;边区生活的歌手”——古元的版画,已经化“欧化”为“中国气派”的新版画……这些民族化、大众化的文艺,为广大工农兵所喜闻乐见,深受他们的喜爱。     延安文艺工作者创作出的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真正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标志延安文艺繁荣的代表性作品有:长篇小说有欧阳山《高干大》、柳青《种谷记》、赵树理《李家庄变迁》、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等;短篇小说有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孙犁《荷花淀》等;新编戏剧有《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血泪仇》、《穷人恨》等;新民歌有《东方红》、《翻身道情》、《高楼万丈平地起》,此外还有大量表现工农兵的文艺特写、报告文学,大量新木刻画等……这些“新的人民的文艺”,强化阶级对抗与革命伦理,具有“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与“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些“新的人民的文艺”,不仅在当时就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即使到今天也成为人们记忆中的“红色经典”,成为一个时代文艺成就的标志与象征!

    新中国成立后,《讲话》被规定为新中国文艺的方针,“成为新中国文艺运动的战斗的‘共同纲领’”,在新中国文艺建设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今天回望延安文艺座谈会,它给我们留下的历史启示非常深刻。在我国推进文艺的民族化与现代化、建设先进文化的过程中,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善于了解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善于同时代同呼吸、共命运,而不是在小我象牙塔里作茧自缚。正如古希腊神话中巨人安泰站在大地上才有力量一样,接过地气的文艺工作者,才能根基牢固!

 

                                   (作者:延安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责任编辑:马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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