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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味大唐话长安

2012-08-10 16:58 来源:《中国政协》杂志社 石炎岭我有话说

“八川分流绕长安,秦中自古帝王州。

作为千年帝都的长安,唐朝时期是其最辉煌鼎盛的阶段,那时的长安,是与雅典、罗马、伊斯坦布尔齐名的世界历史古都。今天,漫步古城,西安城中的塔与碑,城外的陵与墓,连绵的城垣与宫殿遗址,保存的大量珍贵文物以及弥漫城中的大唐风韵,仍在昭示着这里曾经呈现过的尊贵和豪华、开放和风流。

觅唐城中轴线

唐长安城,创建于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隋都于此,名大兴城。唐朝创立后定为国都,更名为长安城。

在城市规模上,唐长安城以大闻名,东西长约9712米,南北宽约8651米,周长36.7公里,面积达84平方公里,比西汉长安城大2.4倍,较今天西安城(明清时城)面积8.7平方公里大9.35倍。那时的长安城比拜占庭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大7倍,较阿拉伯帝国都城巴格达城大6.2倍,乃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城。

唐长安城有100万人左右,许多国内少数民族与国外使者和留学生也居住其间。唐长安城不仅是唐代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心,是横贯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也是亚洲甚至世界最大的国际大都会。这些,在城市规划布局和建设中体现得非常突出。它的设计风格,宏伟壮观,除了总面积巨大之外,马路之宽广笔直,宫观殿宇之巍峨高峻,都达到了国际大都会应有的规格和要求。有的方面已变成一种象征,远远超过实际的使用功能。马路有的宽达440米,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很罕见的,即使今天的大都市也很少有如此宽阔的道路。举行大朝会的大明宫含元殿仅基座就相当于今天的五层楼高。这些都突出了唐代建筑的大风格、大布局、大造型,体现了大国盛世的气度。

长安城建筑宏伟壮丽,布局整齐,以规制严谨、结构紧凑闻名手世。全城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大部分。外郭城是唐长安城外围城,是居民住宅、寺观与商业市场的分布区。皇城是长安城内第二重城,俗称子城,是唐中央统治机构的所在地。宫城是长安城内第三重城,位于都城北部的中央,是皇帝及皇族居住和处理朝政的地方,是唐朝重要政治活动的发生地。    

从唐长安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出,朱雀门是皇城南城墙的正门,明德门是外郭城南城墙的正门,而两者之间的朱雀大街,正是长安城的中轴线。宫城里的太极富恰好坐落在这条中轴线的北端,表示皇帝的唯我独尊、面南称王。据记载,当时的朱雀大街街宽150米,笔直宽畅,街衢修筑坚实。路面中部较高,两侧较低,略呈弧形,路两旁修有宽约3米的排水渠,以便及时排除雨水。中轴线为市区之内万年、长安两县分治的界限,万年县治街东地区,长安县治街西地区。

最新的考古发现为唐长安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今年2月起,西安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对碑林区小雁塔西侧棚户区综合改造项目进行勘探和发掘,目前已发掘出唐代朱雀大街及其东侧水沟、安仁坊坊墙的西北拐角、唐长安城第七条横街等遗迹。该工地恰好位于唐长安城的中心地标附近,揭露出的遗迹位于朱雀大街与唐长安城第七条横街交汇的十字。在大街东侧的中部,发现有密集的南北车辙,在靠近路侧的地方,还发现几道东西车辙,宽度因遭到破坏而无法确切断定,但街宽至少在110米以上。大街的东边发现有排水沟,断面上宽下窄,沟壁未加砖砌,深度约0.8米。

唐长安城中轴端直,东西对称。太极富在全城北部正中,体现了帝王面南而尊的统治地位。宫城的东部有太子居住的东宫,西部有后妃们憩息的掖廷宫。两处宫殿像两翼伸展,护卫着皇帝所在的太极宫。太极宫之南是皇城,专设中央各部衙门,此举改变了以前衙署和民居杂列的状况。皇城有十二条街道,最宽的也是正中的面北大道,称为天门街,将皇城分为东西两部分。郭城

南北向街道正中是朱雀门街。朱雀门街东西各有五条街道,沿街的里坊数目东西相等。又分别各有一个商业区,称为东市和西市,两市位置相对称。作为经济都会的长安,具备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各地的商品在此集散,商业活动空前繁荣。作为中轴线的朱雀大街,堪称当时世界第一大城的“第一街”。

百千家似围棋局

畦分棋布,排列整齐的里坊形态,是唐长安城一大特征。郭城之内,有东西向十四条大街,南北向十一条大街,以及由此二十五条大街纵横交错分割的108坊。里坊布设和规划均有规距可循。街衢宽敞笔直,纵横对称,大道平坦。整个长安城象棋盘一样,井然有序。

白居易在《登观音台望城》诗中描绘了从南山眺望长安城的情景:百于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摇认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唐城108坊是中国历史上里坊制度发展至巅峰时期的典型代表,其构筑的生活空间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

唐长安城以中轴线朱雀大街为中心,在外郭城中列置诸坊,中和方正。作为都城百万人口住宅的分布区,这种里坊布局及结构严密而整齐,犹如一个个方块形的居住小区。里坊是中国古代最基本的居住单元,是都城区划中的最小单位。里坊住宅建在坊街和巷曲两侧,排列整齐。宅有院墙,一面开门,门有相对的两扇门扉,称为左扉和右扉。唐朝廷规定宅院不能向坊外大街开门,所以宅门都开向坊内街道和巷曲。

长安城里坊坊门启闭有时,最初京师晨暮传呼以警众,后置鼓代之,管理严密,一切都从统治者的安全着想。每夜街鼓鸣后,行人必须回到坊内,所谓六街鼓绝行人歇,就是指的这种情况。当时长安城街道虽宽,但两边都是高大的坊墙,走进街道,犹如进入一条胡同,什么也看不见,有别于今天城市中街道两旁的店铺布列。    

长安城内人口分布并不均匀,多聚集在北部,毗邻宫城和皇城的里坊多为王公大臣和贵族官员居住。如魏征住在永兴坊,杨国忠住在宣阳坊,白居易先后住在新昌坊、宜平坊和常乐坊,韩愈住在靖安坊。安禄山拥有亲仁坊、永宁坊、西宣义坊三处豪宅。

唐长安城都城建设对邻近的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京都、奈良的都城建设不仅形制和布局模仿长安,就连一些宫殿、城门、街道的名字也是袭用了长安城的相应名称。

需要说明的是,唐时的长安,陆续修建的三大宫城(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在不同时期作为政治中枢交叉使用。其中,太极宫、大明宫有明显的中轴线,兴庆宫则不具备这一特征。唐高宗李治龙朔三年(663年)迁居大明宫,大明宫成为唐代皇帝与官员进行国家政治、礼仪等活动的重要场所。高宗以后的历代皇帝(玄宗除外),都以大明宫为主要寝宫。开元十六年(728年)玄宗入兴庆宫为政,到上元元年(760年)退居太极宫,玄宗在此居住行政18年。兴庆富仅兴盛于玄宗一朝即冷落衰败。

“贞观之治创辉煌

宏伟的宫殿,巍峨的皇城,整齐的里坊,优美的市井,长安中轴线上的这一切,如今已难觅踪影。但是,大唐王朝那些有声有色的人物,那些威武雄壮的活剧,仍是那样的鲜活。

经过隋末战乱,到唐高祖武德末年,全国从900万户减至不足300万户,人民生活遭到严重破坏。唐太宗李世民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登上皇帝宝座的。但没过几年,就出现了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局面。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这与唐太宗的以铜为镜、以人为镜、以古为镜有着直接的关系。

唐太宗特别注意忌禁奢侈和尽量缓和与人民之间的矛盾。他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唐太宗患有气疾,特别害怕潮湿。他登基的第二年,有人建议他在宫中修造一座阁楼,并且把木料都已准备好了。按理说,皇帝要在宫中添建一座阁楼,本是小而又小的事,何况他又确实身体有疾,并不是无端的讲排场。但是唐太宗却没有忘记历史这面“镜子”。他对大臣们说,周、秦初得天下时情况大致相同,但是结局大不一样。周朝注意积功累德,所以能保数百年基业,秦朝恣意奢淫,不过二世就灭亡了。这个经验教训可不能忘记。隋文帝刚统一国家时,无论经济、军事都非常优越。直至隋末,各地储存的皇家粮食还够五六十年吃用。然而,不过30多年,仅仅传到第二代隋炀帝,就被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了。隋炀帝的杀身亡国之祸,不正是来自他穷奢极欲,贪得无厌,滥用民力的结果吗?唐太宗坚决不允许建造阁楼,并且借题发挥地说:大禹凿九山,通九江,尽管用了很多人力,但是因为符合治理洪水的客观需要,受益的又是广大群众,所以没有怨言。秦始皇造阿房宫,完全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劳民伤财,遭人非议是理所当然的。我怎能重蹈覆辙呢?于是,断然把工程停了下来。

唐太宗上台后,曾经做过一条规定;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一律禁断。这也是为了吸取前朝因穷奢极欲而亡国的教训。他甚至从中得出一条经验,即如他在《赋尚书》一诗中所说的:纵情昏主多,克已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在他的影响下,一些著名的大臣,生活也都比较简朴。身为宰相的岑文本,居处低矮潮湿,家中的帷帐上连装饰也没有,有人劝他添置些家产,他感叹说,我本是一个布衣,没有汗马功劳,仅以文墨当上了中书令,拿这么多俸禄已经有愧了,还能再置产业吗?同样官至宰相的温彦博,家里也很清贫,连正屋也没有,死后只能殡于旁室。著名的谏臣魏徵家中也没有正屋,还是当他病危时,唐太宗下令给他修造了正屋。所用的木料都是中止了宫中修建小殿的计划而省下来的。

唐太宗想把戒骄逸、尚俭朴作为一种好传统传下去,怕的是皇太子不能像自己一样接受历史上的教训,以至重蹈秦、隋等短命王朝的覆辙。他反覆思考,想出了

一个办法,要谏臣魏徵特地编了一本《自古诸侯王善恶录》,指定要皇家子弟作座右铭去熟读。同时,他还要求有关官员经常给太子讲说民间的情况,让他了解百姓的艰难和疾苦。在日常生活中,他又不断耳提面命,有意识地对太子进行教育,使得“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太子,了解农民的艰苦,关心农业生产,懂得有节制地使用人力和物力,以及任贤纳谏、不犯众怒、争取民心的道理。

唐太宗以人为镜,和他的以古为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正是从历史上看到许多败亡的帝王,不是害贤忌能,就是不听忠谏,以致落到国破身亡的下场,因而才竭力主张要“以人为镜”。他团结了一大批具有文韬武略、卓识远见的大臣,又知人善任,善于发挥各人的所长。这样,才使“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成为可能。在这方面,也留下了不少代代相传的佳话。

台湾著名作家、历史学家柏杨先生对此有这样评价:贞观之治为中国带来第二个黄金时代,它的成就有三项,一是经济空前繁荣,一年复一年的大丰收,中国人特别强烈的复兴潜力,完全发挥;其次是解除了长久以来泰山压顶般的北方外患;三是政治清明,国内政治进入轨道。最初全国死刑犯每年不过29人,后来也不过增加到290人,这在专制社会中,是一项安和乐利的表徵。从前出门旅行要自带行囊衣物,现在凡是有道路的地方,都有旅店。士卒受到政府优厚的照顾。官员大多清廉,并具有高度的行政效率。中国人终于把自己提升到一个进步的文明社会。”

岁月匆匆,往事千年。今天,登上唐代修建的大雁塔,怀想大唐长安城中轴线,揣思朱雀大街两旁的108坊,俯瞰一碧无际的秦州原野,眺望在唐皇城上修建、保留至今的西安城墙,仍然可以想见唐代长安城雄伟的气势。抚今追昔,回首大唐,不禁使人一咏三叹,无限感慨……

(作者:陕西省政协文化教育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责任编辑:马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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