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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水朝东》:历史选择了中国的政党制度

2013-12-11 09:33:56 来源:中国政协传媒网 贾宝兰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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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对多党合作制度的研究建立在对资料的重新整理与发掘,对问题研究的去政治模式化,真正“论从史出”,使对多党合作制的研究向纵深开掘。

    通常,我们的党史著作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而且仅仅围绕党的组织路线及其活动展开。而陈延武的《万水朝东——中国的政党制度全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别开生面,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对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及其必然做了分析与叙述。这种研究的方法,既基于作者的理论素养,也基于作者从事多年统战工作经验的观察与思考。

    以往我们的相关研究,往往先入为主,“以论代史”,使对事件的研究局限在已有定论之中,但本书则不同,作者对多党合作制度的研究建立在对资料的重新整理与发掘,对问题研究的去政治模式化,真正“论从史出”,使对多党合作制的研究向纵深开掘。此书甫一出版,便被业内专家称为当前中国政党政治研究领域中既具有学理性又通俗易懂的、不可多得的一本著作。

    开篇,作者就把百年以来的中国政党制度史概括为“历经三嬗”:20世纪初,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并仿效西方国家实行议会制和多党制,但最终失败,并导致军阀混战;从1927年到1949年的22年里,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制在与中国共产党的较量中,最终被抛弃。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经过3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联合各民主党派,建立爱国统一战线,最终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书中,作者对中国八大民主党派从成立的时间,到分属的领域、特色,及其领袖等分别予以介绍评述,对他们在爱国统一战线中的作用做了充分的肯定。这是一般的党史著作中没有的。

    这不仅仅是对党派的介绍,也是对当时特定政治环境的说明。作者试图在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过程上予以阐释,注重追根溯源,这就需要辩证地看待各个政党在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回顾历史通过对变动不居的复杂政治格局中政党的沉浮,全面地描述了政党制度自身发展的曲折历程。深刻阐述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是共同的需求,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这对于引导读者如何正确地理解和看待当下的政党制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始于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当这一号召经由新华社电波传出的时候,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纷纷响应。这是我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他不仅体现了万众一心,万水朝东的政治热情,而且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政治基础。

    1949年1月,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55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李金河)。1949年9月21日晚7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开幕。出席会议的代表有中共、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共662人。9月30日,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56人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有27人,其中,6名副主席中有3名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会议还选出了180人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从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宽广的胸怀!能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赢得了包括广大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真心拥护。也就解读了为什么共产党能推翻国民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政协的召开确立了我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组织形式,使得一大批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与了国家政权及国家事务管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正式确立。多党合作制度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开创了世界政党政治的新形式。

    读《万水朝东》,我是作为一个民主党派成员,温故知新的。

    纵观中国政党制度,其最大优势是消除了因政党间相互攻击、争斗和倾轧而造成政局不稳和政权频繁更迭,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内耗,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书中清楚的描述,1905年,孙中山创建同盟会,成为我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开始了我国政党制度艰难曲折的探索和实践历程。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中国人迈出了探索近代政治发展的步伐。孙中山等人力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党治国”,但这些理念、制度最终因水土不服而夭折。例如民国初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实行“议会制”、“内阁制”,因此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组党”热潮。一时间,全国政党团体多达300多个。1912年底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占了优势。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之一的宋教仁四处奔波,发表演说,希望国民党能在议会中占据多数,组织第一届政府内阁。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于火车站。就这样,中国第一次实行西方多党议会民主的尝试在封建贵族势力的阻挠下,以失败告终。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右翼势力抬头,进行反共分裂党的活动。随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国民党逐渐在全国建立起一党专政的统治。由于这种一党制实行卖国、内战、独裁、专制的反动统治,代表和维护一小撮大地主、大买办、大官僚的利益和特权,违背了中国人民要求民主、和平、团结、进步的愿望,不能反映并实现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和政治参与要求。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先进的知识分子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这里可以看到,以中国共产党为基础的多党合作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一种选择。这一制度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制度层面上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解放以后曾一度被忽略,但1979年10月,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把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写进政治报告,第一次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提出来,使其从政策层面上升到制度层面。1989年1月,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批示精神,中共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在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的同时,首次明确了各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从此,我国的多党合作从形式到内容都更趋完备,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1982年党的十二大又充实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中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补充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内容。20世纪90年代的前夕,江泽民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进行座谈,协商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2002年岁末,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冒着风雪严寒,逐一走访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强调要继续坚持和发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长期团结奋斗中形成的亲密合作的优良传统。在2011年初召开的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他又明确提出,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最鲜明的特质,再一次丰富了多党合作的理论内涵。

    从上述可以看到,我们的历任国家领导人,在历史的每一个关头首先考虑到这一基本制度的完善与巩固。并广泛地听取党外人士意见,扩大统一战线。而加强对党外代表人士的队伍建设,使更多的党外人士在各级人大、政府、政协和司法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则从组织层面保障和延续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根本基础,推进民主化的发展。这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理性选择。

    一个国家实行怎样的政党制度,不取决于任何政党和个人的主观愿望,它是历史的选择,由各国客观存在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发展状况决定,必须适合本国国情、民族特点、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

    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需要有一个力量能够发挥核心领导的作用,把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集合起来形成一股强力,从而推进社会的发展。万水朝东,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向心力吸引了中国各民主党派聚集在其旗帜下。在历史的选择下,最终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万水朝东》写出了这种历史的大趋势和历史选择的必然性。

    (作者: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杂志执行主编)

[责任编辑:马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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