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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回家 任重道远

2014-01-06 09:22:21 来源:《中国政协》-中国政协传媒网 单霁翔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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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国拥有丰富的地上、地下文物蕴藏。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百余年的时间里,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散失毁坏难以计数。“英法联军”对“万园之园”圆明园进行的野蛮掠夺和焚烧;“八国联军”在北京对皇室珍宝的疯狂劫掠;斯坦因、斯文•赫定、伯希和、大谷光瑞等人打着“文化考察”、“地理探险”的幌子,对我国西北地区的石窟、壁画和古文化遗址进行的肆意盗窃和非法挖掘;加之敌寇劫掠、战火损毁、奸商盗运,使中华文物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浩劫。辛亥革命之后,末代皇帝溥仪又携大量珍贵的宫廷藏品北上,途中的变卖加上在伪满皇宫中被士兵哄抢致使一千两百余件宫廷文物精品绝大部分流失海外。1928年,清东陵陵寝被军阀孙殿英率部野蛮盗掘,墓中所聚国之瑰宝被洗劫一空,绝大部分被孙殿英用于购买军火而散佚异域他乡。日军侵华战争给我国的文化遗产带来了一场浩劫。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是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失踪。据1945年11月建立的“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的不完全统计,日军侵华战争期间仅从中国掠走的文物至少有三百六十万七千零七十四件又一千八百七十箱,绝大多数至今没有归还。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颁布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等一系列保护文物的法规法令,逐步建立起一套以文物部门为主,公安、海关、工商等多部门联合的文物安全保卫和流通秩序维护的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结束了我国文物大量流失的历史。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为牟取暴利而盗掘古墓葬、古遗址,盗窃文物,非法交易并将其走私海外的犯罪行为,对我国的文物安全构成极大威胁,造成了新一轮的文物非法流失。

    二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种共识,被非法转移的文物应该尽可能地归还给原产国。因为文物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象征,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历史的见证。更重要的是,文物是一种不可再生、复制和替代的资源。所以,国际社会做出许多努力,来遏制和打击对文物的盗窃、非法挖掘和贩运以及任何形式的破坏,积极促进被非法转移的文物返还给原产国以及原所有人。在“二战”即将结束之时,为了避免对被占领土造成更严重的财产毁坏,1943年,同盟国在伦敦发布了《反对在被占领土从事掠夺行为的宣言》。该宣言宣布:一切被占领土上财产的转移、交易行为均属无效,不管这种转移或交易采取公开掠夺还是合法的形式,即便它们被赋予“自愿”的形式也是无效的。中国作为同盟国成员签署了该宣言,也就是说,中国保留战后追究战争期间的任何被掠夺、转移财产,包括掠夺、转移文物的行为的权利。 “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认识到文物在战争中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决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护文物免受战争的威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1954年《关于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该公约第四条及其议定书都禁止在武装冲突情况下对另一缔约国文化财产的盗窃、盗用、掠夺和任何形式的破坏行为。此外,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和1995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都明确要求缔约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禁止和防止进口从他国被盗和非法出口的文化财产,防止其所有权的非法转让,并采取适当措施收回和归还此类文化财 产。为了弥补上述公约无追溯力的缺陷,近年来教科文组织又积极倡导提出了“二战”文物返还等方面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建议,虽然它们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为国与国之间进行双边或多边谈判提供了指导意见,成为今后文物返还领域国际法发展的重要基础。据了解,在国际社会的努力促进和文物流失受害国的不懈追求下,有关国家之间也进行了积极的磋商,并取得显著进展。例如,1996年,德国和俄罗斯政府在经历了多年谈判后达成了一项双边文化合作协定,以促进“二战”期间从对方领土上获得的文物归还给对方。俄罗斯政府在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经过艰难抉择,最终于2003年宣布了一项重大决定,归还“二战”结束前作为战利品从德国运回苏联的艺术品。据悉这批艺术品共计一百万件,主要是纳粹德国从欧洲各地掠夺来的,其中包括不少著名画家的绘画作品,以及奥地利私人图书馆珍藏的从15世纪到18世纪的一千多本书籍和手稿孤本等文物珍品。2005年,意大利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墨索里尼掠走的阿克苏姆方尖碑归还给了埃塞俄比亚。国际社会文物保护意识的提高和普及,为我们推动非法流失海外文物的返还提供了可能,而一系列国际公约的出台,则为推动非法流失海外文物的返还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操作手段,国际上成功返还案例的不断涌现更为推动我国流失文物返还工作增添了动力。

    三

    文物流失是民族文化遗产的悲剧。特别是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除具备常规意义上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之外,还因为它们与民族的盛衰荣辱的密切关联而特别牵动人们的情感。新中国成立伊始,周恩来总理即批准以重金从香港购回著名的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数十年来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单位面向社会及海外征集了大量铜器、瓷器、金银器等文物珍品。1998年上海图书馆斥资四百五十万美元从嘉德拍卖公司购回了早年流散在海外的《翁氏藏书》;2002年起,国家设立了“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专门用于支持国家文物局征集境内外特别是境外具有重大价值的、急需由国家收藏的早年流失文物。例如,当年国家就斥资二千九百九十九万元购回了早年流失到日本的米芾《研山铭》。通过国家专项征集的方式,2006年4月,流失海外近百年的中国青铜瑰宝“子龙鼎”也终于回归祖国怀抱。大部分专项征集的流失文物已经进入博物馆充实馆藏,并进行了重点展示。为了保护文物,打击非法贩运,我国积极寻求在文物返还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响应并加入了上述国际公约。近年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公约框架下,我国与秘鲁、意大利、印度、菲律宾等国签署了打击文物走私、保护文化遗产的双边协定。依据国际公约,通过法律、外交等多种手段,在有关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协作下,一大批被走私出境的流失文物相继成功返还我国。如1988年11月,中国有关方面发现纽约苏富比拍卖行公开拍卖的东周青铜敦系湖北秭归县屈原纪念馆当年6月所失,遂以完备的证明资料向美方索回;1998年6月末,通过国际刑警组织从美国追索回了河南巩义宋永泰陵前的客使头像;1998年5月国家文物局从英国一次索回三千多件(套)走私文物,这是首次以法律武器为主、辅以外交等手段与国际走私团伙斗争取得的重大胜利;2000年,当获悉在美国克里斯蒂拍卖行将要上拍我国河北曲阳王处直墓被盗浮雕之后,国家文物局会同河北省文物局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大量的取证调查工作,从而通过外交手段和法律途径成功地将被盗文物追索回国。近几年,中国民间对流失海外文物的回归表现了较大的关注。随着中国拍卖业的迅速崛起,很多流失在海外的艺术珍品开始纷纷回到国内的拍卖场中。此外,海内外有识之士的捐赠返还义举也促成了一大批文物回归祖国。例如,全国政协常委、港澳知名爱国人士何鸿燊先生将其购得的流失海外珍贵文物圆明园海晏堂马首铜像捐赠给国家。

    四

    促进流失文物的回归,是国家文物局的一项重要工作。我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法律和外交手段的主渠道,按照国际社会处理文物返还问题的法律框架和原则,依靠国际合作,打击文物走私,追索非法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特别是对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被盗掘、盗窃走私出境的文物必须坚持通过法律和外交手段追索。同时,继续在谨慎地鉴别文物来源的基础上,合理、合法地通过示范性购买的方式促进早年流失文物的返还;欢迎和鼓励通过合法程序以捐赠的方式促成流失文物的回归。这些都是当前促进流失海外文物回归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促进非法流失文物的返还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系统工程,还需要在政府相关部门统筹、协调下,充分借助国际国内的各种有利因素,做好打击文物盗掘、走私犯罪,加强可移动文物登记和出境监管,加强对促进流失文物返还领域的系统学术研究等一系列基础工作。促进流失文物回归依然任重道远,我们应当怀有历史的使命感和紧迫感,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和条件,在全社会营造共同抢救祖国珍贵文物的氛围,让全社会都能够有意识地投入到文化遗产保护的事业中来,这是我们当今乃至以后促进流失文物返还工作的最终目标。

    (作者: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原载2008年1期

[责任编辑:马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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