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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麦家:奈保尔“毒舌”咬人 是为人治病

2014-08-29 15:54:00 来源:南方周末 麦家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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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家在杭州的家里宴请奈保尔。 (朱丹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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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早看奈保尔的一本书是《米格尔街》,那时的译本叫《米格尔大街》。好像是浙江文艺社出版的,白底子封面,黑体字书名,没有腰封,没有宣言,简单至极的设计,默默无闻的登场,暗示这不是一本出版社力推的书。我看它是因为有朋友推荐,说这是一部“轻松又聪明”的小说,写贫穷、落后的一条街、一群人,有第三世界的“体温”。吸引我的是“聪明”之说。我一直觉得自己小说写得笨,想变聪明。有一天,我把这本书和几十瓶蓝墨水一起买了回家。

    那是2000年初夏,我刚迁新居,是一套当时并不多见的跃层,将近200平方。我从一年前开始装修,亲自设计、招工、买料、监工,装装停停,修修改改,耗时一年多。楼上一层,从楼梯开始,全是我个人的地盘,楼道两边挂着藏式挂毯和挂盘,楼梯口吊着昏暗的马灯,阳台上种着一棵从大凉山移来的三角梅,书房里是我积攒了十多年的书:有些书跟我从福州出发,去了南京、北京、西藏羊卓雍湖,现在终于安耽下来,无需舟车劳顿。我不相信我还会再迁徙,还会买更宽敞的房子,因此我才会如此不计精力财力,大搞建设,不厌其烦。

    其实烦恼每天都缠我,只是想到,既然要一辈子交给它,我理应为它吃苦受累。书房是我的天堂,连地板都是亲自去乡下买老房子拆下来的木料,请木匠现场做的,自己上漆,清漆里加了蓝墨水,一遍一遍刷,刷成钢青蓝。比蔚蓝的大海还要蓝。深蓝。我就是一遍一遍刷着地板,累了,去阳台上抽烟、喝茶、看书。这个时间长达半个多月,我看的书至少有十几本,但现在想得起来的只有这一本:《米格尔大街》。这本书果然是聪明,文笔清丽,幽默轻松,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读,像画册。我头一遍是通读,后来是翻来读,反复读。像刷油漆一样,刷多了,就长牢了,化不掉。记得一天,我就用刷地板剩的蓝墨水写了一则读书笔记,其中有这样一句:他们是如此卑微,却又都如此快乐,像一群蜜蜂。当时我不知道,一年后这位作家将得诺贝尔文学奖,更不知道十四年后我们会在杭州见面。

    那时我在成都,现在我居杭州。就是说,当时我也不知道,那套被我以为要厮守一辈子的房子,其实只陪了我七年,离一辈子太远!现在,那一屋子地板依然蓝得发青发亮,我却只能在梦里见到它。我确实时常梦见它,因为那蓝色里漆进了我太多汗水,也漆入了我不少美好记忆,我舍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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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贝尔是地球上少有的几个人造太阳之一,凡是有幸登上这个奖台的人,必将不幸地在灿烂中裸露,每一根汗毛都会被聚光灯丈量,在口水里肥沃。关于奈保尔的口水仗,打得尤为激烈而持久,自私、贪财、刁蛮、嫖妓、对妻子无情、对情妇施虐、对朋友不义、对读者轻蔑,等等,一个在生活中几乎是令人憎恨的恶棍形象,在诺奖光辉照耀下脱颖而出,活灵活现。好在出版商和读者不是道德家,书被一本本翻译出版,一本本在市场上走俏。我就是躺在蓝色的地板上一本本读:《河湾》、《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印度三部曲”等,几年间读了七本书。不能说每一本都喜欢,但毫无疑问,我喜欢这个作家,虽然他和我的写作风格截然不一。

    奈保尔:我没有想到,在中国有那么多我的书迷,而且对我的文本有那么深刻的解读,我很高兴。

    如果只是为了通俗文学,我是不会写作,但通俗文学就在那里,就像钟摆一样。尽管会变化,严肃文学也就在那里。

    麦家: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就是母子关系,但文学创作的源泉并不是源自我和谁吃饭喝茶吵架,更多是内心的生活,一个内心善良或邪恶的人,他们眼里的生活有天壤之别。

    —摘自2014年8月14日奈保尔与麦家在杭州图书馆的对谈

    我读书有记笔记的习惯,有些直接记在书上,在他来杭州之前,我又翻看过去读过的一些书,看到不少记录。比如在《河湾》的第187页,页眉记着这样一句话:报上说他有“毒舌”之称,但他不是毒蛇,他“咬人”、放射毒液,是为治人于病,救人于难。在《幽暗的国度》的最后一页,我写道:写这本书时奈保尔31岁,之前已经出版六本书。我马上四十岁了,却一本书都没写出来,愧愧愧!卡夫卡说,人类因为懒惰被逐出天堂,奈保尔不在其列。这本书里还夹着一小纸条,上面有两句没头没脑的话,一句是:虔诚也是一种天赋,他触摸的世界带给我的疼痛,与我脚下的土地是如此之近;另一句是:绝望不是死亡,但比死亡更死亡。我想这肯定是跟这本书有关。我本已忘记了这本书的内容,但这两句话一下让我接近了它,像开了门。阅读的记忆会经常被淹没,又会经常被唤醒。所以,一个饱读诗书的人,像饱经风霜的人,生活中时有灵性和感悟迸发,其实不过是沉睡的记忆苏醒而已。在《印度:受伤的文明》的第71页,我写道:他没有忘记祖先,但已经被英国宠坏了,躺在一个英国爵士的荣誉里,没有拐杖,起不来。有些记录很长,有些记录又过于琐碎,这里就不一一举了。

    总的说,奈保尔是一个生活体验很丰富、视野很广阔、写作很努力的作家。他已经出版二十七本书,至少有一半成为经典,被世界各国的人捧读。读他的作品,你也许不会感到被温暖、激励,很多方面他和库切一样,作品里有一股狠劲,一种深深的冷,让人伤感,甚至绝望。他以恨来传达爱,

    以绝望来把握希望。世界如斯,他心底如斯,他笔下如斯:种族歧视,文明冲突,爱恨交加,真假难辨;希望和绝望,如影相随,在默默地勾结、斗争。作为一个作家,奈保尔是忠诚的,一直在勤奋地思考、写作,除了诺奖制造的短暂骚动,一切按部就班,波澜不惊,往事和随想,在安静地交配、产卵。他写作的坐标不是情节、故事,而是过去、内心、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对文学虚构,他有独到的理解就是:虚构是文学的常规手段,但目的不是为了制造快乐,而是为了让“真实”从庸碌生活中脱颖而出。他甚至说过:如果活着是为了快乐,对一个男人来说,只需要一个妓女;文学不是妓女,文学是圣人,我活着就是为它服务的。

    那一天,当我抬着轮椅,气喘吁吁、一步一停地走在灵隐寺的台阶上时,我心里突然冒出一句话:现在他已经成圣人了,需要我们为他服务。确实,疾病把他按倒在轮椅上,削掉了他过往的锋芒和乖张,如今他时常举着小鹿和山羊的目光,三缄其口,沉默安详,仿佛一尊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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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铁缩短了杭州和上海的距离,但改变不了两个城市的气候,夏天溽湿、燠热,即使立了秋,还有十八秋老虎,虎视眈眈蹲着。奈保尔此次来中国,主要是参加上海书展,大部分时间在上海,杭州只待了两天两夜,不到四十八小时。由于临时横事,我未能全程陪他。在相处不多的时间里,我们聊及不少话题:文学、美食、西湖、西湿、气候、媒体等。但记录下来,他说的话记不满一页A4纸。他已经作别了过去的他,不再有宏声高音,不再有如簧巧舌,不再有谈锋,不再有怨毒,甚至不再有表情、手势。毕竟已经八十二岁,加之病魔缠身,更加之长途旅行和频繁出席活动,疲倦像滞热的湿气一样笼罩着他,包抄着他,粘在他身上,让他显得十足像一个高龄老人、虚弱病人,即使思绪万千,也只能长话短说,点到为止。

    我相信,思维没有背叛他:自始至终,我没见他说过一句胡话,或乱语。他只是丢失了体力,以致无力谈笑,正如一个人无法在重负下跟人开怀畅叙一样。他的情况就是这样,体力都消耗在支撑沉重的身体上。相对于有限的体力,他的体重显得无限的重了,即便坐在轮椅上,依然累不可支。临别那天晚上,我去宾馆和他道别,当时他已经躺在床上,我第一次看到他把手自如地举起来向我挥手示意,第一次看到他嘴角浮出粲然笑容,第一次听到他发出常态的声音,连贯地说出一句长长的话,对我致谢,向我母亲问好。我知道,这是因为席梦思卸下了他自身的重负。

    老人家确实老了,病了,乃至已经离不开床榻了。

    可他显然不服老,不愿向病魔低头,饱受病榻奚落。他要挣脱病榻,出门,去遥远的地方:中国上海;去更远的地方:杭州。

[责任编辑: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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