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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郭茅……”新座次中的巴金解读

2017-09-13 14:46:48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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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20世纪30至40年代和70年代末至80年代这两个巴金创作和作品传播的黄金时期,是他用自己的新作和人格精神创造的,那么,新世纪里巴金能否再度走向大众的关键,则将取决于人们对他的诠释、介绍、传播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海燕出版社2017年6月版《向青年读者解读巴金》

  解国记

  《光明日报》今年7月25日的《调查显示:当今大学生对鲁迅依然怀有高度的敬意》一文透露,大学生心目中靠前的现当代文学大师依次是:鲁迅、巴金、老舍……

  与几十年来传统的排序“鲁郭茅巴老曹”相比,巴金的座次由原来的第四升至第二。

  尽管这项调查局限难免,但巴金凭何魅力重构大师名次,今之青年又该如何走近这位大师的心灵,还是应该有所探究。恰值此时,刚刚出版的郑州大学贾玉民教授所著《向青年读者解读巴金》,正好能够给我们些许回答。

  一

  “如果说,20世纪30至40年代和70年代末至80年代这两个巴金创作和作品传播的黄金时期,是他用自己的新作和人格精神创造的,那么,新世纪里巴金能否再度走向大众的关键,则将取决于人们对他的诠释、介绍、传播。”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导、巴金研究会副会长李存光教授,在为《向青年读者解读巴金》写的序言中,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

  贾玉民教授正是多年来给大学生和青年读者,尽力正确诠释、介绍巴金,传播巴金作品和人格精神的众多学者之一。自30年前他给研究生开设“巴金研究”课程开始,在“多元声中解读巴金,走近一个伟大的心灵”,便是其孜孜所求。

  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思想文化领域进一步多元化,导致对巴金的解读也出现了多元视角。其中一些观点,有助于人们开阔视野,但有的看法则显失偏颇,致使有的年轻人理解巴金时出现偏差甚至误解。

  贾玉民教授对传统文化和理论有深厚功底,也勇于接受新学说、新思潮,因而全书既主要采用社会—美学的方法,又吸纳了多种新学说的有用因素,清醒分析当前学界对巴金的各种理解,形成自己更符合巴金实际的观点。他说:“作为中国新文学的研究者,我觉得应该向当今青年读者讲述自己对巴金的认识和理解,以助于大家接触巴金的心灵,认识和理解我们民族这位伟大的作家。”

  比如,该书首先借鉴了王国维对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等古代大诗人的论述:“此四子苟无文学上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未之闻也”,深入剖析了研究界一直众说纷纭的青年巴金的政治信仰和社会思想,以有力的论述和丰富的例证阐明:巴金是将热烈的民主主义、爱国主义,深厚的人道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人生境界、道德原则,和从中国共产党那里接受的思想融合在一起,内化为自己的思想境界,塑造了其崇高人格。他的人格魅力主要体现在:坚信无剥削、无压迫的共产主义理想,坚信光明和正义一定会战胜黑暗和邪恶。他经历了国家、民族和个人的种种磨难,以及面对今天“拜金主义”的泛滥,但理想从不动摇,“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而且将这种理想用作品传达给读者。

  巴金所有创作都是为下层人呼吁,攻击专制势力和反动文化。他主张平等和自由,反对一切人对人的强权,不管是人身的奴役,还是对精神的束缚。巴金具有开放的世界意识,观察、思考问题都从全球、全人类着眼。

  在他心目中,凡世界上被压迫、被剥削者皆为一家,他们的悲哀是人类共同的悲哀。最为人敬仰的还有巴金的无私奉献精神,坚信“把个人的命运联系在群体的命运上,将个人的希望寄托在群体的繁荣中。这是唯一的生活之路。”牺牲自己,为众人照亮前进道路,这种利他主义道德原则终生不渝,老而弥坚。新中国成立后,他虽身兼数职却不拿国家工资,全家都靠他的稿费生活。到了晚年,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设,捐款捐书捐手稿,以后又陆续把自己所得的奖金、存款捐给一些学校和希望工程等等。他给自己的子女不留任何物质遗产,仅仅留下一个把全部生命献给人类的典范。

  伟大的文学家,必有伟大的思想。“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贾教授指出,正因巴金有如此“第一等襟抱”,高风亮节,崇高的人格境界,才使他坚持讲真话,创造出了我国现代第一等的“真诗”。除开其文学创作的成就,即是其人格也在20世纪的中国矗立起了一座丰碑。

  二

  又如,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巴金《激流三部曲》,特别是其中的《家》,至2008年9月底,我国的实际印数已达457万册,超过《红楼梦》,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印数最多的小说,多种外文译本还没计算在内。然而,近些年,随着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提倡,也有人怀疑起《家》的意义。有的研究者认为巴金出生的家族只是一个普通旧式家庭,其“爷爷”(《家》中高老太爷的原型)属于比较开明的老人,巴金把他描写成封建文化的化身,是“文学上的夸张”。

  新儒学活跃起来后,有人竟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对此,贾先生一方面引述巴金授意女儿李小林给某研究者的复信,说明《家》表现的“完全是他的真情实感,而不是什么‘文学上的夸张修辞手法’”,表明巴金本人的心迹,一方面以详尽的分析阐明,《激流三部曲》是我国“封建家族制度的典型图画,新旧文化搏战的生动史诗”,其反对封建旧文化的意义和影响之大,不可否认。无论从我国近现代历史看,还是从今天的现实看,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没有错,《激流三部曲》所反映的生活内容和所体现的思想没有过时,它堪称反映我国从封建社会形态向现代社会形态过渡的史诗性作品。今天我们要继承发扬传统文化,其实质并非要我们对之全盘接受,而是学习继承其中的精华部分,与现代文化融合在一起,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巴金晚年曾说:“我在十七年中,没有写出一篇使自己满意的作品”。有的研究者往往以此为据,贬低、否定巴金深入志愿军生活的行动和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创作。贾玉民以70余页篇幅、大量翔实材料为基础分析认为,贬低、否定巴金的在这方面的行为与作品,与贬低、否定革命英雄的思潮不是没有一点关系的;巴金此时的作品对志愿军英雄的热烈赞颂,对其精神崇高美的揭示,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弘扬革命英雄主义和崇高美的时代精神。

  实现中国梦也是一个艰巨的过程,时代仍然需要自强不息的奋斗意志,事业呼唤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同时也指出,与魏巍等军旅作家相比,巴金因多种原因,未能更长时间地深入军队生活,致使个别作品不够成功,这是可以理解的。

  针对这个问题,贾玉民先生还提出,要全面看待作家的自谦之语。巴金一生谦虚,不止一次说过对自己作品,包括《家》不满意的话。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他多次说“我没有写过一部自己满意的作品”,“我不曾写过一篇可以传世的文章”,《家》“不是成功的作品”等等。很显然,巴金自己所表示的不满意,有自谦的因素,也是与其心目中的艺术标准相比较而言的,我们不能由此而贬低、否定大师的创作成就。比如,不能否认,小说《团圆》(被改编为电影《英雄儿女》)是新中国军旅文学的经典之一。

  三

  贾玉民教授透过纷繁复杂浩如烟海的材料,由表及里地走近文学大师心灵的解读,深得巴金研究专家李存光先生的赞许。“玉民教授精心择取的十六个专题,几乎涵盖了巴金思想和创作的主要方面”,“读过全书,感动钦佩之情油然而生”。李存光写道,“主动向青年读者讲述自己对文学巨匠巴金的认识和理解,希望在思潮多元的局面下,树立一个完整、正确的巴金形象,有助于读者正确理解巴金的思想和主要作品,显示出作者热忱的担当精神”,“作者深怀珍视、爱护和尊重民族文学巨人的感情,应和时代需求巴金的呼唤,力图完整正确地解读论析巴金,这种发自内心的责任心和使命感,难能可贵!”

  李存光先生还提到,贾玉民“正面提出巴金研究中一些关键性的有歧见的重大问题,并鲜明地阐述自己的见解,表现出了作者的学术勇气。”李先生由此感慨:“远离‘打棍子’‘戴帽子’的争鸣,是推进和发展学术的必要之道。学术问题的驳难、不同观点之间的交锋是学术发展的动力,在当下特别值得提倡和鼓励”。

  李先生一边阐述自己主张,一边即在序言里就某些问题与作者商榷:比如,贾先生认为法国明兴礼的《巴金的生活与创作》一书,“思想上和艺术上研究都并不深入”。而李存光先生则认为,“明兴礼以基督教士的眼光看待巴金及其作品,自有局限,其观点不都为中国学者认可,但他对巴金作品的论析及其美学、社会意义的揭示,有许多精到之处”,“可谓20世纪40年代中外巴金研究最高水平的体现。”对如此尖锐、如此截然不同的看法,贾玉民教授欣然接纳,原文照刊,并表示对李先生的感谢。由此,我们看到了真正学者的胸怀与境界。

  李存光教授在序言中还写到:这部书稿,作者已经酝酿多年,十多年来,两人也曾就其中的一些章节交换过意见,一直到2015年7月,作者得知自己患了重症,开始化疗,在与生命顽强抗争的时候,仍表示一定要完成自己的夙愿,重新改订书稿。

  作者给李先生的信中说:“加工着这些稿子,心中不免泛起一种难言的情绪:我为了什么?教学已经用不着你,不用晋职或争什么荣誉,有你一篇或一本,社会上也并无人关注。自己不是名家,出版并不能有报酬……而且还不知道上帝会给自己多少时间!但是也许一生习惯所致,不管如何,要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东西印出来,算是给巴老在天之灵的一个交待,给自己30年的心血一个交待!”

  李先生说,2016年玉民教授完成的这部新书稿与几年前的初稿相比,“框架和基本观点虽无变更,但增加了诸多新的材料和内容,作了若干调整、删节、改写,全书思路更为明晰,论述更趋科学,学术含量更显丰厚。此外,新拟的各章题目更贴切醒目,还加入了苦心搜集的多幅雕塑、照片、书影等精致配图。这一切都是作者在已患重症后一年间所做的,劳力劳心之累局外人难以想象。面对这本面貌一新的著作,玉民教授挚爱巴金的拳拳之心,研究巴金的执着态度和与死神相搏的顽强精神,怎能不令我这个身体尚可却不时懈怠的同龄人感动和钦佩!”

  这也是我不得不说之事。贾玉民教授得知重症染身后,一点没有惊慌失措,而是平静地就医、著述,清理交接自己曾兼任社长和执行副主编20年的《美与时代》杂志后续事宜。两年多来每去郑州看望,无论在医院还是家里,他都坦然地介绍自己的病医情况,谈巴金研究中的新发现和写作出版进展。

  他本已出版了近20种著作,在手术化疗期间,又出版了所主编的40万字的《20世纪中国工业文学史》(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这本纯文字30多万的《向青年读者解读巴金》。他治学严谨,从不张扬,且常怀感恩之情。去年在网上发表《我的大学老师们》,一一述说当年郑大老师们的师恩;今年发表《在林都伊春吃百家饭的日子》,怀念和感谢当年在黑龙江伊春林区十几年单身生活中,林区工人、学校师长、机关同事领导对自己的关照。两文都情真意切,被多家网站转载。“这算是给对我有恩的人都有了一个交代”,他深情地说。一个身患重症,“还不知道上帝会给自己多少时间”的老教授,心里常想常念的,却都是事业、学术、青年和恩师挚友。这岂非也是在用自己的行为和人格,对文学巨人巴金的另一种诠释和解读?

[责任编辑:潘兴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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