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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程

2017-10-06 22:07:30 来源: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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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程原是明代的县学学生,从小接受的汉文化修养和满族地区文化的熏陶,使他确立了自己建功立业的追求和抱负。在清太祖下抚顺时,作为宋代观文殿大学士高平公纯任七世孙的范文程和他的哥哥范文寀不顾父亲、明朝原抚顺城守官范楠的强烈反对,心中熟记了曾祖父绘制的《山川战地要津图志》之后,前往战场投奔努尔哈赤并且得到了接纳与赏识。史载“太祖伟文程,与语,器之,顾谓诸贝勒曰:‘此名臣后也,善遇之!’”虽然他们为何以及通过什么渠道投靠这一点不得而知,但是他主动投靠了在当时作为入侵者的满人政权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成为他后来颇遭非议的人生污点。

  范文程后来上疏清太祖力劝“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他认为,统治天下的关键是广得民心,而欲得民心的关键就是得到民之杰出者的士即读书人的心,而要得到读书人的心,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使他们有机会通过科举考试跻身于官僚阶层。他之所以会以一个明朝县学生员的身份去主动投靠清廷,也许就是因为明朝没有能满足他作为“秀民”的士对获得“登进”机会的强烈愿望。

  范文程主动投靠清太祖令明朝遗民憎恶嫌弃。但是平心而论,要说满人后来之所以能顺利征服汉人,就是因为有像范文程这类人的帮助,也是不太客观的。明末清初的包括一大批读书人在内的民众一是缺少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二是具有甘当奴才的心理。因此,满人所以能代替明朝统治阶层而成为汉人新的最高统治者,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中国人自身所具有的文化特征。至于李自成造反所带来的社会动乱,明朝末年统治上的腐败堕落等,只不过是极其次要的外在因素。而像范文程此类人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把当时国人的这种文化特征明白地告诉了满人而已。

  在鲁迅的《灯下漫笔》中,几千年的中国古代历史被分为两种基本的状态,即“想做奴隶而没有坐稳奴隶的时代以及坐稳了奴隶的时代”。范文程所处的时代大概可以归入的鲁迅所说的想做奴隶而尚未坐稳奴隶的时代。作为这种时代的间接反映的中国人的普遍心理状态是什么呢?可以说就是想做安稳的奴隶。用范文程的话就是“中原百姓蹇离丧乱,备极荼毒,思择令主,以图乐业。”这里的“择”字颇值得玩味。在中国古代十分流行的一句话是“良禽择木而栖”。这句话常被交战的一方用作劝说另一方的重要人物归顺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这句话表达出的基本价值观是,一个明智的人应该像优秀的禽鸟选择能使自己安稳的树木栖身一样,选择能给自己提供衣食住行的主子。至于这个主子是谁——是本民族的还是外来民族的,是有道德的还是没有道德的,则根本是无所谓的事情。总之,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的文化传统是实用主义的,而且是一种奴隶性的实用主义。正是因为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在多尔衮帅师伐明之际,范文程才提出劝告说必须“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宣谕进取中原之意: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贤能,恤无告”。这样才能使中原的民众知道满人具有取明朝的统治而代之的大志,换句话说,具有到中原来做中国民众新的主子,并且因此使得他们又能把奴隶坐稳,过一种正常的奴隶生活的大志。

  清军攻占北京之后,多尔衮面临一个异常复杂的政治局面。明朝的京师,在短短的43天里,先后被李自成和清军夺取。历史发展之迅速使世人瞠目。明朝的忠臣遗老、投降李自成的官吏、未来得及撤走的起义军、饱受战祸的黎民百姓,几百万人混杂在北京。怎样收拾这个残局?首先,多尔衮听从了范文程的建议,下达了“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的命令。一时间初步稳定了民心,使众人无不悦服。同时郑重宣布“本朝定鼎燕京,天下罹难军民,皆吾赤子”,以安定民心。

  多尔衮忙于军务,范文程被推到了前台。他以政治家的胸怀,抱着治世的夙愿,化敌为友,争取大批汉族官吏和民众的信任,宣传施以“仁政”,并且“颇爱百姓”,自己现身说法:“我大明骨,大清肉耳。”范文程当时“每日坐午门右决事”,他是清政府的实际组织者,他不得不“昼夜在阙下,事无巨细应机立办”。

  这位范先生还提醒清世祖,必须竭尽全力平定打乱了中国人的正常生活秩序的李自成农民起义,用他的话说是“闯贼猖狂中原,涂炭近且倾覆京师,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也。”至于为什么可以平定闯寇之乱,范文程提出三点理由。在他看来,“(闯寇)虽拥众百万横行无忌,然揆其败道有三:逼殒其主,天怒矣;刑辱搢绅、拷劫财货,士愤矣;掠民赀、淫人妇女、火人庐舍,民恨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这三个必败的原因实际上可归结为最重要的一点,即使人民做不稳奴隶。因此,对满人来说,当务之急莫过于“统一区夏”、“乂安百姓”,即尽快建立一个统治新秩序。而就“乂安百姓”这一点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得民心”,即使他们感到你可以成为他们新的主人,可以给他们带来新的奴隶生活的秩序。由于读书人是一般人中的杰出者,因此要得到民心者首先或者关键是得民心,“士心得,则民心得”。至于“得民心”的方法,则莫过于“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这的确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满人后来之所以能够取明朝的统治而代之,广泛采纳了范文程之类人的建议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康熙五年(1666年),范文程去世,终年70岁。康熙亲撰祭文,赐葬于怀柔县之红螺山。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元辅高风”四个字,作为对他的最高评价。

  历代对范文程的评价:

  《清史稿》:文程定大计,左台赞襄,佐命勋最高。

  努尔哈赤:“此名臣后也,善遇之!”

  皇太极:“范章京才诚胜此,然固山职一军耳,朕方资为心膂。其别议之。”

  顺治帝:“大学士范文程,自太宗时办事衙门二十余年,忠诚练达,不避艰辛,朕所倚赖。乃近以积劳成病,虽暂假调理,仍夙夜在公,未得专事药饵,旦夕奏效,深系朕怀,暂令解任谢事,安心调摄,特加升太傅兼太子太师,昭朕眷礼大臣至意。”

  康熙帝:“文程之策,可抵百万雄兵!”

  徐珂:范文程在盛京时,列圣皆呼其官而不名,以其形貌硕伟,是以御赐衣冠,皆出特制。

  萧一山:“运筹策划,经略四方,筦理机要,创制规模者,如范文程、洪承畴、金之俊、冯铨辈,虽以汉人投效,行节有亏,史书所载,黜之贰臣;然经营勤劳,亦不失为开国之良辅。”“福临入关,宣力文臣,必以文程居首,历事四朝,首定大计,诏敕谕檄,皆出其手,经营草昧,弼成丕业,盖亦清之厚幸也!”

[责任编辑:潘兴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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