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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2017-11-24 17:04:36 来源: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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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图书市场书目稀缺,而辞书类图书几近成荒,仅有《新华字典》、《工农兵字典》和《袖珍英汉词典》等少数几种小型词典,收词也非常少。

  从1975年5月23日到6月17日,一场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在广州召开,会议讨论的内容,就是在1975年到1985年这十年间,规划编写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其中就包括《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1978年商务印书馆把《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编写工作交给了当时在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工作的车洪才,车洪才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是国家给我的任务,我出国所学的就是为了这一天。”

  同时参与编写的还包括他的助手——从河北文化馆抽调来的以前的学生宋强民,两人完全脱产编字典。老同学张敏则利用在国际台普什图语组工作的便利时常帮忙。

  车洪才刚接手词典,信心很足,希望打造出中国第一本优质的普汉词典。和宋强民都乐观地认为词典的完成会在“两三年之内”。

  在北京广播学院5号楼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他们把能找到的相关词典都摊在桌子上。宋强民以前学过木工,他给每本词典都做了个托架,方便阅读。车洪才则开始利用一本从俄语翻译过来的词典为蓝本进行编纂,直接在上面用铅笔修改。

  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经费。他们从国际广播电台借了一台普什图语打字机,先在纸上打普什图语,再换英文打字机敲上英文。后来俩人又想到卡片的形式利于保存,宋强民就找到了当时西单二龙路街道办事处的一家印刷厂,厂里有一些不用的下脚料,他拜托他们把这些纸切成大小相同的卡片,于是就有了统一的格式:在15×10厘米的卡片上,先是普什图词语,然后是注音,下面是词性,最后是释义。

  他们甚至考虑到了做好以后怎么印刷,在“文革”的时候外文印刷厂排过一本普什图语毛主席语录,有现成的刻好的铅字,直接就可以拿来用。但好景不长,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苏联扶植的卡尔迈勒政权,中阿关系陷入恶化。他担心政策会有变化,但还是安慰编字典的同伴:“这个时候应该更需要这部词典,因为阿富汗的‘亲苏’身份使它成为更重要的调研对象。”

  结果等了一段时间,他发现没有人过问这件事。领导从没来看过他们,同事除了在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上见他一面,都搞不清他在做什么。只有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每隔大半年会打个电话过来,询问一下进度。

  到1981年,3年时间里车洪才和宋强民整理出了10万张卡片,他们把卡片放在木制的卡片箱里,塞进文件柜,足足装了30多箱。

  突然有一天,院里的领导找他谈话,让他把词典停一下,“让我为新设的专业做全国调研”。车洪才临走前把装卡片的文件柜锁在外语系的办公室里,谁知道一锁就是20多年。

  调研回来的时候已经是1984年。1985年车洪才先是被要求组织开设广播电视的函授班。1990年又被外交部借调去巴基斯坦大使馆,那时候他已经52岁。而他的10万多张卡片还锁在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办公室的柜子里。他对此耿耿于怀很久。

  他也惦记着那些卡片的安全。出国前曾经发生过一件让他心痛的事,有一次外语系办公室装修,他刚好路过那儿,突然发现自己装卡片的柜子出现在水房,然后满地都是白色的卡片,窗户上、外面的水泥地上扔得到处都是。原来工人把卡片柜中间两个抽屉卸下来,拿出里面的卡片,铺在地上睡觉。车洪才一张一张往回捡,完了以后全部拿回家里面,女儿帮忙排序查漏,查到最后还是少了百儿八十张。

  1992年4月,阿富汗纳吉布拉政权垮台,游击队接管政权,中阿关系实现了正常化,正在巴基斯坦的车洪才被派到了阿富汗。他又重燃希望,觉得可以为词典搜集资料了。结果没几个月,阿富汗内战加剧,中国大使馆人员全部撤离。回国之后,已经没多少人还记得有一部《普什图语汉语词典》需要编写了。学院里的领导都已经更换了一批,没有人听他的汇报,也没有人给他安排新的工作。车洪才完全被遗忘了。

  2008年不再教书有了空闲时间之后,72岁的车洪才叫上原来在喀布尔大学的同学、一起编过词典的张敏,作为共同的主编来完成这部词典。

  2012年初,全部的初稿已经基本完成。车洪才的另一个编词典同伴宋强民2000年前就已经去世,但宋在美国的夫人韦力听说了他又重新编写词典的事,还专门打电话过来询问,说出版如果需要钱,“我赞助!”她觉得丈夫一辈子做了件有意义的事,就没有白活。

  车洪才说:“我不求名,不求利,到现在没拿到一分钱,完全是自己花精力在搞这个东西,评职称什么的都没用过这个,用不上。”

  2012年4月,车洪才去商务印书馆,张文英女士当场就表示她愿意接手词典。按照合同规定,词典在2014年年内出版。

  这意味着,到2014年即将出版为止,这部词典编了整整36年。

  车洪才用时36年,经历了无数波折最终完成了200万字的《阿富汗语词典》,以一种执着的精神坚持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任务。

  2015年1月,车洪才荣获“2014中华文化人物”荣誉称号。

 

  2012年4月,三十多年以来第一次回商务印书馆。他洗好了头,套上一件棕色的皮夹克——这样显得精神。在打印店打了几份材料之后,他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装进包里,搭着公交来到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的编辑部。

  进门之后他也不知道该找谁,直到传达室的人来询问,他才被告知应该去外语辞书编辑室。编辑室里只有一位小姑娘,问他:“您要出什么书?”

  他说:“出一本词典,《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没听说过。”小姑娘摇摇头。“大概有多少字呢?”她又问。

  “两百多万。”他答道。小姑娘惊讶地抬起头,赶忙去找编辑室的主任。

  当编辑室主任张文英赶到时,他把打印好的词典编写过程、体例说明的材料交给了她。她越看越吃惊,突然发现这本词典在商务印书馆是立了项的,但她却完全没有印象。最后她跑去资料室查档案,结果在一份1970年代的档案中找到了记录:商务印书馆接全国辞书工作会议的指示,组织编写《普什图语汉语词典》,时间是1978年。

  这意味着,到2014年即将出版为止,这部词典编了整整36年。

  ——《人物》杂志2014年第二期专稿《国家任务》,更多内容摘录见后

  被人遗忘的词典

  车洪才的儿子车然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北京自家的客厅里,摆了一个占据整面墙的柜子。柜子很像是中药房里的药柜,上面有一个个的小抽屉,“往外拉能看到里面是一溜写满字的白色卡片,沉得要命。”那时候除了父亲没人能看懂上面写了什么,他也不知道父亲的工作跟这卡片有什么关系。

  后来,车然又把这些卡片统统搬到了厦门,因为怕丢失不敢托运,只好每次坐飞机带一部分,“果然沉得要命,每次都超重。”

  这些卡片是车洪才在30多年里积攒出来的,上面写满了普什图语汉语的翻译词条。这几年天冷的时候,已经退休多年的车洪才就会到厦门儿子家里住上几个月,没事的时候他打太极拳,陪老伴去海边或者干脆在家里看诗歌集。但大多数时候他都对着一台电脑,把卡片的内容输入进去。现在,这台东芝笔记本电脑是他的“宝贝”,里面存着他积累的包括5万个词条、合计250多万字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为此他曾经做过两次眼部手术,其中一次是视网膜脱落,早上一起床发现平时个子高挑的孙女怎么成了一条缝?结果第二天就看不见了。然后就是这些年耳朵也听不太清了,左耳比右耳好些,所以家人都习惯站在左边跟他说话。

  邻居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喜欢在院子里溜达、有点耳背的老先生即将完成国内第一部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但事实上,连出版社都忘记了这部字典的存在。

  当初负责这部词典的编辑孙敦汉已经80多岁,他还记得当时有两个人脱产来编这个词典,其中一个就是车洪才。“当时没有规定期限,没人知道要做多长时间。”

  在他的记忆里后来又开过很多次辞书会议,有的词典又分给其他出版社了,“文革”刚结束也比较混乱,加上两人工作调动的原因,“就渐渐没了联系,出版社也就忘了这回事。”

  普什图语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主要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北部使用,建国以来学习这种语言的不到100人,目前长期使用的也就30多人,集中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华社、边防和海关等。“除了这些人,很少有人会用这本词典。”车然一直担心词典无法出版,他托人打听别的出版社,甚至考虑过自己出钱完成父亲的心愿。

  “我不着急,这都等了30多年了。”车洪才说,“我心里有底,我编的东西的分量我知道。”这些年,唯一关注他的词典的居然是一位居住在美国的阿富汗人,车洪才也搞不清他是怎么知道的,“他打电话过来问我的情况,上来先用英语说,然后开始用普什图语,好像在考验我似的。但我答得很好。”这让他有些宽慰。(可见美国战略情报工作多么到位。CIA比任何中国机构都关心中国对中亚的了解——马前卒注)

  天降大任

  在车洪才北京家中的书柜里,大大小小放着他在大使馆工作期间和各国政要的合影。书柜的最深处有一个16开的本子,封面用普什图语和英语写着“毕业证书”,是他在阿富汗喀布尔大学文学院留学后获得的,那里是他和普什图语最早结缘的地方。

  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中国政府开始加强与亚非拉各国的联系,与中国建交、半建交的国家迅速增加。

  这时外交部翻译干部数量不足、水平不高的问题日益突出,有几个新建使馆甚至派不出到驻在国的翻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从全国各大院校抽调外语系学生去十几个国家学习小语种,即非通用语。还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念大三的车洪才就是被抽调的学生之一。

  他异常兴奋,“因为派去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比较多,而当时阿富汗还被划为资本主义国家,机会很少。”那时候他还不是党员,他觉得这是组织对他的信任。

  刚去的时候也不知道学什么语种,只是被使馆临时分了宿舍,宿舍里就有日后一起编词典的张敏。最后决定的人随手一指,告诉他们:“你们这个宿舍的人学普什图语,另外的宿舍就学波斯语吧。”

  他琢磨着国家派他来是为了取经,那就要尽快把经带回来。于是没休过寒暑假,花3年时间学了9个学期的课程,他觉得这是一个“历史使命”。

  回国后他先是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教语言,培养了两批学生,然后去了国际广播电台普什图语组,其间还被要求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翻译成普什图语,“那时候国家对非通用语的需求非常大,我就被调来调去。”他说道。

  1975年,为了增加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影响力,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辞书工作会议决定,准备花10年时间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其中就包括《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文革”后期,辞书市场是一片荒地。截至1975年年初,书店中公开出售的中外文词典,仅有《新华字典》、《工农兵字典》和《袖珍英汉词典》等少数几种小型词典,收词也非常少。

  “这是个非常光荣的事情”,1978年商务印书馆把《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编写工作交给了当时在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工作的他,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是国家给我的任务,我出国所学的就是为了这一天。”

  同时参与编写的还包括他的助手——从河北文化馆抽调来的他以前的学生宋强民,他们两人完全脱产编字典。老同学张敏则利用在国际台普什图语组工作的便利时常帮忙。

  “我们那时候就有一股冲劲,想要把这个事做好。”张敏对《人物》记者说。

  车洪才刚接手词典,信心很足,他希望打造出中国第一本优质的普汉词典,“可以流传后世的那种”。他和宋强民都乐观地认为词典的完成会在“两三年之内”。

  在北京广播学院5号楼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他们把能找到的相关词典都摊在桌子上。宋强民以前学过木工,他给每本词典都做了个托架,方便阅读。车洪才则开始利用一本从俄语翻译过来的词典为蓝本进行编纂,直接在上面用铅笔修改。

  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经费。他们从国际广播电台借了一台普什图语打字机,先在纸上打普什图语,再换英文打字机敲上英文。后来俩人又想到卡片的形式利于保存,宋强民就找到了当时西单二龙路街道办事处的一家印刷厂,厂里有一些不用的下脚料,他拜托他们把这些纸切成大小相同的卡片,于是就有了统一的格式:在15×10厘米的卡片上,先是普什图词语,然后是注音,下面是词性,最后是释义。

  “小宋爸爸是戏剧学校的领导,小时候抄过戏文,所以他的字也写得很工整。那真是一丝不苟地写字。”车洪才感叹。

  他们甚至考虑到了做好以后怎么印刷,在“文革”的时候外文印刷厂排过一本普什图语毛主席语录,有现成的刻好的铅字,直接就可以拿来用。但好景不长,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苏联扶植的卡尔迈勒政权,中阿关系陷入恶化。他担心政策会有变化,但还是安慰编字典的同伴:“这个时候应该更需要这部词典,因为阿富汗的‘亲苏’身份使它成为更重要的调研对象。”

  结果等了一段时间,他发现没有人过问这件事。领导从没来看过他们,同事除了在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上见他一面,都搞不清他在做什么。只有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每隔大半年会打个电话过来,询问一下进度。

  命运不受支配

  编词典的工作繁琐而枯燥。他和宋强民长时间地闷在办公室里,只能听见铅笔“沙沙”写字的声音。因为过度聚精会神,眼睛会很疼,“像针扎一样”。碰到生僻的词汇,有时候一上午也编不出几个。车洪才觉得自己就像是电影《李时珍》里的人物,在经历一个漫长的而没有尽头的采药工作,“编词典的时候看着外面的楼一天天上去,我就在想我们这速度怎么上不来?”

  但在车洪才的夫人学平女士看来,他们的速度已经够惊人了,她经常去办公室发现俩人默不作声地一个译单词,一个抄卡片,满屋子纸片堆得都快把人埋起来了。她从不敢打扰他们,因为有一次她拍了一下车洪才的肩膀,结果他像触了电一样抖了几下,“太专注了”。

  到1981年,3年时间里车洪才和宋强民整理出了10万张卡片,他们把卡片放在木制的卡片箱里,塞进文件柜,足足装了30多箱。

  “那时的工作已经完成了70%,就快做完了。”车洪才对《人物》记者说。

  突然有一天,院里的领导找他谈话,让他把词典停一下,“让我为新设的专业做全国调研”,理由是“总该为院里做点事了吧”。车洪才临走前把装卡片的文件柜锁在外语系的办公室里,谁知道一锁就是20多年。

  调研回来的时候已经是1984年的春节,他心想:“这回该让我编字典了吧。”

  结果过完年他先是被要求组织开设广播电视的函授班——这一干就是5年,“赵忠祥都曾是这个班的一员。”结束之后又被外交部借调去巴基斯坦大使馆,那时候他已经52岁。这意味着他要从教学工作转到外交工作,还要在当地学开车,每周都要穿上正装参加使馆的宴会。

  他不乐意去,在家躲了3个月没有回复。外交部干部司沉不住气了,车洪才印象很深刻,“我们家那时候都没有电话,后面传达室那儿叫我,喊我电话。我想谁打电话找我,结果是外交部的干部司,哎呀能不能来一趟谈一谈。”

  去了那儿他先是说自己身体不好,“有肾结石血压高什么的”,结果外交部医务室一查没事,可以去。结果就去了。而他的10万多张卡片还锁在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办公室的柜子里。他对此耿耿于怀很久,后来在写书面材料阐述词典工作如何停止时,他写道:“被强行调动,这项工作由此搁浅。”

  到了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经常拿一张巴基斯坦当地普什图语报纸,在上面圈新的词汇,他想想就心痛,“这么多人的努力就摆在那里了。”

  他也惦记着那些卡片的安全。出国前曾经发生过一件让他心痛的事,有一次外语系办公室装修,他刚好路过那儿,突然发现自己装卡片的柜子出现在水房,然后满地都是白色的卡片,窗户上、外面的水泥地上扔得到处都是。原来工人把卡片柜中间两个抽屉卸下来,拿出里面的卡片,铺在地上睡觉。

  车洪才当时就疯了,“你们这是犯罪你知道吗?!”他冲着工人大发雷霆。“我一张一张往回捡,完了以后全部拿回家里面,女儿帮我排序查漏,有的字她不认识啊,有的看着像就往那儿搁在一块。”查到最后还是少了百儿八十张,他很伤心,卡片装在箱子里,他都不愿再看箱子一眼。

  1992年4月,阿富汗纳吉布拉政权垮台,游击队接管政权,中阿关系实现了正常化,正在巴基斯坦的车洪才被派到了30多年没去的阿富汗。他又重燃希望,觉得可以为词典搜集资料了。结果没几个月,阿富汗内战加剧,中国大使馆人员全部撤离。

  撤离之前,大使馆中了13颗火箭弹,宴会楼直接塌了,房顶也全是洞,还有一个火箭弹卡在上面没有炸。车洪才当时正躲在一边避弹,突然就觉得:“我的命运都不是我支配的。”

  回国之后,已经没多少人还记得有一部《普什图语汉语词典》需要编写了。学院里的领导都已经更换了一批,没有人听他的汇报,也没有人给他安排新的工作。他完全被遗忘了。“档案里都没这段了,”夫人学平说,“那段时间他不跟人交往,人都有些不正常,没多久就退休了。”

  未完待续

  车洪才记得,第一次听说本·拉登的名字还是在2001年“9·11”事件之前。即便退休了,他仍然关心阿富汗局势,他分析塔利班里面应该有正规军混了进去,“不然不会那么快控制全国的局势。”

  结果不久之后就发生了“9·11事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拉开了对阿富汗塔利班组织战争的序幕,此后自杀性爆炸事件层出不穷,世界进入了一个“全球反恐战争”的时代。由于长期在阿富汗作战,美国政府感到普什图语人才奇缺,还曾公开向全世界招聘既懂英语又懂普什图语的人才。

  这时候,北京广播学院也恢复了对非通用语专业的招生,在家待了很久的车洪才被请过去教授普什图语。他偶尔会在课堂上提到那本没编完的词典,还有锁在箱子里的卡片,学生们都很惊讶,觉得“不编完可惜了”。

  此时中阿两国的交往更加频繁,普什图语的需求很大。在甘肃,一个阿富汗人贩卖鹰隼,审判的时候没人懂普什图语,还专门从北京调了他的一个学生过去翻译;而一位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普什图语频道工作多年的领导,刚下飞机到了乌鲁木齐机场就被一群阿富汗人围住请他帮忙,因为他们不会填写出入境表格。

  这让他决心把词典编完。2008年不再教书有了完全闲暇之后,已经72岁的车洪才叫上原来在喀布尔大学的同学、一起编过词典的张敏,作为共同的主编来完成这部词典。“前几天我还打电话问他身体怎么样,他有前列腺炎,说最近还要再检查检查。我说不要紧,离死还早着呢,坚持把这个干出来。”

  “反正也没事。”张敏乐呵呵的,“就是想给自己总结总结。”他现在需要把过去总结的词条重新校对一遍,还要往里面添加新的词汇。

  为了能让出版社印刷,他们必须先把卡片上的词条输入电脑。张敏不太会用电脑,这事由车洪才来做。一开始总是出事故,不是忘记保存了,就是他的普什图文软件和系统不兼容。这个软件是他在瑞典一个阿富汗人创建的网站中找到的。“他一皱着眉头从屋里出来,我就想坏事了,又要重装系统了。”学平说。

  他还让儿子车然公司的员工帮忙,那时候刚好金融危机,员工闲着没事,4台电脑五六个员工轮流输入。“他们主要输中文和注音,普什图语还得他自己输,就这样他还不满意,嫌人家错误率高。”车然说。

  又花了4年多的时间,到了2012年初,全部的初稿已经基本完成。车洪才觉得悬了30多年的心终于落定。

  他拿做外交和做词典比较,“搞外交也是很累的,但是跟搞词典的累不一样。搞词典需要一种韧劲,一种不断地,就是不能有任何动摇地往下搞下去,如果思想放松,我干吗要这么费劲,不干了,也就放下了。”他说,“从个人来讲,我更愿意搞词典,它有更长远的影响。外交工作我能做,别人也能做,但是词典不是所有人都能去编的,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去编的。”

  他另一个编词典的同伴宋强民2000年前就已经去世,但宋在美国的夫人韦力听说了他又重新编写词典的事,还专门打电话过来询问,说出版如果需要钱,“我赞助!”她觉得丈夫一辈子做了件有意义的事,就没有白活。

  车洪才说:“我不求名,不求利,到现在没拿到一分钱,完全是自己花精力在搞这个东西,评职称什么的都没用过这个,用不上。”

  2012年4月,去商务印书馆的那天,是他30多年以来头一次回去。儿子的担忧并没有出现,张文英女士当场就表示她愿意接手词典。按照合同规定,词典将会在2014年年内出版,每千字稿酬80元。

[责任编辑:潘兴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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