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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82年,苏轼书写了“天下行书第三”的《寒食帖》

2018-01-05 17:03:01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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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东坡买来了一头牛,还有锄头、水桶、镰刀之类的农具,那是一个农民的笔墨纸砚,收纳着他的时光与命运。劳作时,苏东坡头戴竹笠,在田间挥汗。第一年种下的麦子在时光中发育,不断抬高他的视线,让他对未来的每一天都怀有乐观的想象。孔孟老庄、四书五经,此时都没了用场。他日复一日地观赏着眼前的天然大书,对它在每个瞬间里的细微变化深感痴迷。

  人生如蚁,他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而是天天要为五斗米折腰。

  

  公元1082年,被称为“天下行书第三”的《寒食帖》,在黄州,等着苏轼书写。

  “天下行书第一”,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写于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

  四百年后,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颜真卿写下“天下行书第二”——《祭侄文稿》。

  在我看来,被称作“天下行书第二”的,应该是李白《上阳台帖》。当然,这只是出于个人偏好。艺术没有第一名,《兰亭集序》的榜首位置,想必与唐太宗李世民的推崇有关,但假如它永远第一,后来的艺术史就没有价值了,后来的艺术家就都可以洗洗睡了。

  当然我们也不必那么较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第一。

  无论怎样,《寒食帖》,这“天下行书第三”,要等到《祭侄文稿》三百多年之后,才在苏轼的笔下,恣性挥洒。

  王羲之《兰亭集序》原稿已失,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是唐代虞世南、褚遂良的临本和冯承素的摹本,台北故宫博物院亦藏有褚遂良临绢本和定武本。

  颜真卿《祭侄文稿》和苏轼《寒食帖》,则都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祭侄文稿》和《寒食帖》之间,有五代杨凝式,以超逸的书美境界获得了显著的历史地位;有梅妻鹤子的林逋,书法如秋水明月,干净透澈,一尘不染;有范仲淹,“落笔痛快沉着”。他们的作品,故宫博物院都有收存。其中范仲淹的楷书《道服赞》,笔法瘦硬方正,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先生说它“行笔瘦劲,风骨峭拔如其人”,《远行帖》和《边事帖》,一律粉花笺本,亦在清劲中见法度,一如他的人格,“庄严清澈,信如其品”。

  但宋代书法的真正代表,却是“苏黄米蔡”。苏轼《寒食帖》,则被认为是宋人美学的最佳范例。

  这幅字,是在一个原本与苏轼毫无干系的地方——黄州完成的。也是在这一年,苏轼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和《后赤壁赋》。

  这字,这词,这文,无不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不朽经典。

  将近一千年后,我在书房里临写《寒食帖》,心里想着,公元1082年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年份;在这一年,苏轼的生命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11世纪,那个慷慨收留了苏轼的黄州,实际上还是一片萧索之地。这座位于大江之湄的小城,距武汉市仅需一个小时车程,如今早已是满眼繁华,而在当时,却十分寥落荒凉。

  苏轼在儿子苏迈的陪伴下,一路风尘、踉踉跄跄地到了黄州——一个原本与他八竿子打不着的荒僻之地。那时的他,一身鲜血,遍体鳞伤。乌台诗狱,让他领教了那个朝代的黑暗。所幸,他没有被推上断头台。黄州虽远,毕竟给了他一个喘息的机会,让他慢慢适应眼前的黑暗。他的入狱,固然是小人们精诚合作的结果,但不能说与他自己没有干系。那时的他,年轻气盛,对劣行从不妥协,在他的心里,一切都是黑白分明,但对于对方,他无可奈何,自己,却落了一堆把柄,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他喜欢写诗,喜欢在诗里发牢骚,他不懂“墙里秋千墙外道”的道理,说到底,是他的生命没有成熟。那成熟不是圆滑,而是接纳。黑暗与苦难,不是在旦夕之间可以扫除的,在消失之前,他要接纳它们,承认它们的存在,甚至学会与它们共处。

  那段时间,苏轼开始整理自己复杂的心绪。蒋勋说:“这段时间是苏轼最难过、最辛苦、最悲剧的时候,同时也是他生命最领悟、最超越、最升华的时候。”

  人是有适应性的,他开始适应,而且必须适应这里的生活。

  从苏轼写给王庆源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黄州最初的行迹:

  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客至,多辞以不在,往来书疏如山,不复答也。此味甚佳,生来未曾有此适。

  在给毕仲举的信中,又说:

  黄州滨江带山,既适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须,亦不难致,早寝晚起,又不知所谓祸福安在哉?

  到了黄州,苏轼父子一时无处落脚,只好在一处寺院里暂居。那座寺院,叫定惠院,坐落在城中,东行五十步就是城墙的东门,虽几度兴废,但至今仍在。院中有花木修竹,园池风景,一切都宛如苏轼诗中所言。只是增加了后世仰慕者的题字匾额,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是晚清名臣林则徐写下的一副对联:岭海答传书,七百年佛地因缘,不仅高楼邻白傅;岷峨回远梦,四千里仙踪游戏,尚留名刹配黄州。

  苏轼寓居定惠院之东,抬眼,见杂花满山,竟有海棠一株。海棠是苏轼故乡的名贵花卉,别地向无此花,像黄州这样偏远之地,没有人知道它的名贵。看见那株海棠,苏轼突然生出一种奇幻的感觉。他抬首望天,心想一定是天上的鸿鹄把花种带到了黄州。那株茂盛而孤独的繁华,让他瞬间看到了自己。他惨然一笑,吟出一首诗:

  江城地瘴蕃草木,唯有名花苦幽独。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林深雾暗晓光迟,日暖风轻春睡足。雨中有泪亦凄怆,月下无人更清淑。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致,衔子飞来定鸿鹄。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

  当年唐玄宗李隆基在沉香亭召见杨贵妃,贵妃宿醉未醒,玄宗见她“朱唇酒晕”,笑曰:“岂是妃子醉耶?真海棠睡未足耳。”唐玄宗以人比花,苏轼则是以花自寓了。

  初到黄州的日子里,他没事就抄写这首诗,不知不觉之间,竟然抄写了几十本。

  独自走路,在这无人问候的小城,没有朋友,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只有一株远远的花树,与他相依为伴。这个仓皇疲惫的旅者,愿意像杨贵妃那样,宿醉不醒。竹叶在定惠院绵密的风声中晃动着,苏轼沉沉地睡去,像他诗里写的:

  畏蛇不下榻,睡足吾无求。

  醒来时,窗外依旧是绵密的风声,还夹杂着竹子的清香。于是他觉得,这巢穴虽小,却是那样地温暖。萧萧的风声中,他再次睡去,“昏昏觉还卧,辗转无由足”,但没有做梦。即使做梦,也不会梦到朝廷上的岁月,那岁月已经太远,已被他甩在身后,丢在千里外的皇城中。

  但有时也有梦。他会梦见故人,梦见自己的父亲、弟弟,梦见司马光、张方平,甚至梦见王安石。这让他在梦醒时分感到一种彻骨的孤寂。这里远离朝阙,朋友都远在他乡,找不出一个可以交谈的人,连敌人都没有。

  寂寞中的孤独者,是他此时唯一确定的身份。

  在定惠院寓居,他写下一首《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他会在万籁俱寂时刻,漫步于修竹古木之间,谛听风声雨声虫鸣声,也有时去江边,捡上一堆石子,独自在江面上打水漂。还有时,他干脆跑到田间、水畔、山野、集市,追着农民、渔父、樵夫、商贩谈天说笑,偶尔碰上不善言辞的人,无话可说,他就央告人家给他讲个鬼故事,那人或许还要推辞,摇头说:“没有鬼故事。”苏轼则说:“瞎编一个也行!”

  话落处,扬起一片笑声。

  

  花开花落,风月无边,可以抚慰脑子,却不能安抚肚子。苏轼的俸禄,此时已微薄得可怜。身为谪放官员,朝廷只提供一点微薄的实物配给,正常的俸禄都停止了。而苏轼虽然为官已二十多年,但如他自己所说,“俸入所得,随手辄尽”,是名副其实的“月光族”,并无多少积蓄。按照黄州当时的物价水平,一斗米大约二十文钱,一匹绢大约一千二百文钱,再加上各种杂七杂八的花销,一个月下来也得四千多文钱。对于苏轼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更何况,他的家眷也来到黄州相聚,全家团圆的兴奋过后,一个无比残酷的现实横在他们面前:这么多张嘴,拿什么糊口?

  为了把日子过下去,苏轼决定实行计划经济:月初,他拿出四千五百钱分作三十份,一份份地悬挂在房梁上。每天早晨,他用叉子挑一份下来,然后藏起叉子,即便一百五十钱不够用,也不再取。一旦有节余,便放进一只竹筒。等到竹筒里的钱足够多时,他就邀约朋友,或是和夫人王闰之以及侍妾王朝云沽酒共饮。

  即使维持着这种最低标准的生活,苏轼带到黄州的钱款,大概也只能支撑一年。一年以后该怎么办?妻子忧心忡忡,朋友也跟着着急,只有苏轼淡定如常,说:“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意思是,等钱用光了再作筹划,正所谓水到渠成,无须提前发愁,更不需要提前预支烦恼。

  等到第二年,家中的银子即将用尽的时候,生计的问题真的有了解决的办法。那时,已经是春暖时节,山谷里的杜鹃花一簇一簇开得耀眼,苏轼穿着单薄的春衫,一眼看见了黄州城东那片荒芜的坡地。

  马梦得最先发现了那片荒芜的山坡。他是苏轼在汴京时最好的朋友之一,曾在太学里做官,只因苏轼在他书斋的墙壁上题了一首杜甫的诗《秋雨叹》,受到围攻,一气之下他辞了官,铁心追随苏轼。苏轼到黄州,他也千里迢迢赶来,与苏轼同甘共苦。

  马梦得向官府请领了这块地,苏轼从此像鲁滨逊一样,开始荒野求生。

  那是一片被荒置的野地,大约百余步长短,很久以前,这里曾经做过营地。几十年后,曾经拜相(参知政事)的南宋诗人范成大来黄州拜谒东坡,后来在《吴船录》里,他描述了东坡的景象:

  郡东山垄重复,中有平地,四向皆有小冈环之。

  那片被荒弃的土地,苏轼却对它一见倾心,就像一个饥饿的人,不会对食物太过挑剔。这本是一块无名高地,因为它位于城东,让苏轼想起他心仪的诗人白居易当年贬谪到忠州做刺史时,也居住在城东,写了《东坡种花二首》,还写了一首《步东坡》,所以,苏轼干脆把这块地,称为“东坡”。

  他也从此自称“东坡居士”。

  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里大名鼎鼎的苏轼,此时才算正式出场。

  

  苏东坡不会忘记那一年——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他在那块名叫东坡的土地上开始尝试做一个农民。

  苏东坡开始农业生产的第一个动作,应该是“煽风点火”,因为那些枯草,枝枝柯柯,弯弯曲曲,缠绕在土地上,拒绝着庄稼生长,苏东坡觉得既刺手,又棘手。于是,苏东坡在荒原上点了一把火。今天我们想象他当时呼喊与奔跑的样子,内心都会感到畅快。因为他不只烧去了地上的杂草,也烧去了他心里的杂草。自那一刻起,他不再患得患失,而是开始务实地面对自己生命中的所有困顿,他懂得了自己无论站立在哪里,都应当从脚下的土壤中汲取营养。火在荒原上燃起来,像有一支画笔,涂改了大地上的景物。大火将尽时,露出来的不仅是满目瓦砾,竟然还有一口暗井。那是来自上天的犒赏,帮助他解决了灌溉的问题。这让苏东坡大喜过望,说:“一饱未敢期,瓢饮已可必!”那意思是,吃饱肚子还是奢望,但是至少,不必为水源发愁了。

  苏东坡买来了一头牛,还有锄头、水桶、镰刀之类的农具,那是一个农民的笔墨纸砚,收纳着他的时光与命运。劳作时,苏东坡头戴竹笠,在田间挥汗。第一年种下的麦子在时光中发育,不断抬高他的视线,让他对未来的每一天都怀有乐观的想象。孔孟老庄、四书五经,此时都没了用场。他日复一日地观赏着眼前的天然大书,对它在每个瞬间里的细微变化深感痴迷。

  我们没有必要把苏东坡的那段耕作生涯过于审美化,像陶渊明所写,“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因为对于苏东坡本人来说,他的所有努力都不是为了审美,而是为了求生。我从小在城市里长大,不曾体验过稼穑之苦,也没有在广阔天地里练过红心,但我相信,农民是世界上最艰苦的职业之一。对苏东坡而言,这艰辛是具体的,甚至比官场还要牢固地控制着他的身体。他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而是天天要为五斗米折腰,折得他想直都直不起来。

  但他是对土地折腰,不是对官场折腰。相比之下,还是对土地折腰好些——当他从田野里直起身,他的腰身可以站得像树干一样笔直,而在官场上,他的腰每时每刻都是弯的,即使睡觉、做梦,那腰也是弯的。李公麟《孝经图》卷中的这个细节,就是对这一身体命运的生动记录。一个人生下来,原本是健康的,但官场会把他培养成残疾人——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残疾,死无全尸,因为在死后,他的灵魂也是弯曲的。

  土地是讲理的,它至少会承认一个人的付出,一分耕耘,几分收获。

  他的劳动生涯再苦再累,他的心是自由的。土地征用了他的身体,却使他的精神得到了自由。在这里,他无须蝇营狗苟、苟且偷安。官场培养表演艺术家,他们脸上可以变换出无数种表情,但没有一种表情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都是演技派,而苏东坡是本色派,他不会装,也装不像——他的表演课永远及不了格。官场上绝大多数官员都会认为,这世界上什么都可以丢,唯独官位不能丢;而对于苏东坡来说则刚好相反,如果这个世界一定要从他身上剥夺什么,那就把官位拿去吧,剩下的一切,他都舍不得丢掉。

  苏东坡站在烈日下的麦田里,成了麦田里的守望者,日复一日地经受着风吹和日晒,人变得又黑又瘦。他的臂膀和双腿,从来也没有像这样酸胀,从酸胀转为肿痛,又从肿痛转为了麻木。而他的情绪,也由屈辱、悲愤,转化为平淡,甚至喜悦。那喜悦是麦田带给他的——那一年,湖北大旱,幸运的是,苏东坡种的麦子,长势旺盛,芒种一过,麦子就已成熟。

  这是田野上最动人的时刻,苏东坡一家在风起云涌的麦田里,抢收麦子。他让妻子用小麦与小米掺杂,将生米做成熟饭。他吃得香,只是孩子们觉得难以下咽,说是在“嚼虱子”,夫人王闰之则把它称作“新鲜二红饭”。

  但苏东坡心中的自我满足是无法形容的,因为他经历了一次神奇的萃取,用他艰辛而诚实的劳动,把大自然的精华萃取出来。

  一个黄昏里,他从田里返回住处。吱呀一声,沉重的门被推开了。朴素的农舍里没有太多的东西,只有简易的床榻,有吃饭和读书兼顾的桌子,有长长的木柜放在地上,上面或许摆放着一面女人用来梳妆的镜子——那是唯一可以美化他们的事物。太阳的余光从屋檐的齿边斜射进窗格,一些灰尘的微粒在方形的光中飘动,证明屋子里的空气不是绝对静止。生活是那样自然而然,他好像与生俱来,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场景中。繁华的汴京、皇宫、朝廷,好像都是不切实际的梦。这里似乎只有季节,却看不见具体的日子。但他并不失望,因为季节的轮回里,就蕴藏着未来的希望,这是至关重要的。

  独自啜饮几杯薄酒,晃动的灯影,映照出一张瘦长的脸。

  苏东坡提起笔,将笔尖在砚台上掭得越来越细,然后神态安然地,给朋友们写信。这段时间,为他留下最多文字的就是书信尺牍。他说:“我现在在东坡种稻,虽然劳苦,却也有快乐。我有屋五间,果树和蔬菜十余畦,桑树一百余棵,我耕田妻养蚕,靠自己的劳动过日子。”

  后来,老友李常任淮南西路提刑,居官安徽霍山,听说苏东坡在耕田糊口,就给他带来了一批柑橘树苗。这让他沉醉在《楚辞》“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的灿烂辞句里。他在诗里自嘲:“饥寒未知免,已作太饱计。”

  假如我们能够于公元1082年在黄州与苏东坡相遇,这个男人的面容一定会让我们吃惊——他不再是二十年前初入汴京的那个单纯俊美的少年,也不像三年前离开御史台监狱时那样面色憔悴苍白,此时的苏东坡,瘦硬如雕塑,面色如铜,两鬓皆白,以至于假若他在梦里还乡,从前的发妻都会认不出他来,此时的他,早已“尘满面,鬓如霜”。

  有一天夜晚,苏东坡坐在灯下,看见墙壁上的瘦影,自己竟悚然一惊。他没有想到自己已经瘦成这个样子。他赶忙叫人来画,只要他画轮廓,不要画五官。画稿完成时,每个人都说像,只看轮廓,就知道这是苏东坡。

  

  似乎一切都回到了原点。苏东坡原本就出身于农家,假如他不曾离家,不曾入朝,不曾少年得志,在官场与文场两条战线上尽得风流,他或许会在故乡眉州继承祖业,去经营自家的土地,最多成为一个有文化的劳动者。此时,他在官场上转了一圈,结局还是回到土地上,做一介农夫。

  好像一切都不曾开始,就已结束。

  但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农夫。对于一个农夫来说,田野家园,构成了他全部的精神世界,而对苏东坡来说,田野即使大面积地控制了他的视线,在他的心里也只占了一个角落。他的心里还有诗,有梦,有一个更加深厚和广阔的精神空间等待他去完成。他的精神半径是无限的。

  我想那时,不安和痛苦仍然会时时袭来。那是文墨荒疏带来的荒凉感,对于苏东坡这样的文人,“会引起一种特殊的饥饿感”。每当夜里,苏东坡一个人静下来,他的心底便会幽幽地想起一个人。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个人,但在苏东坡的案头,那人的诗集翻开着,苏东坡偶尔闲暇,便会读上几句。读诗与写诗,其实都是一个选定自我的过程。一个人,喜欢什么样的诗,他自己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公元4世纪的东晋,有一个诗人,曾经当过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但这一串威赫的名声拴不住他的心,终于,他当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归隐在鄱阳湖边一个名叫斜川的地方,写下《归园田居》这些诗歌,和《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这些不朽的散文。

  陶渊明的名字,对中国人来说早就如雷贯耳,在苏东坡的时代亦不例外。那段时光里,陶渊明成了苏东坡最好的对话者。他说:“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读有奇趣。如‘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又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奇妙,遂能如此,如大匠运斤,无斧凿痕,不知者则疲精力,至死不悟。”

  时间把这两位不同时代的诗人越推越远,但在苏东坡的心里,他们越来越近。或许,只有在黄州,在此际,苏东坡才能如此深入地进入陶渊明的内心。苏东坡喜欢陶渊明,是因为他并不纯然为了避世才遁入山林,而是抱着一种审美的态度,来重塑自己的人生。他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他也不是避世,而是入世,只不过这个“世”,不同于那个“世”。在陶渊明心里,这个“世”更加真实、丰沛和生动,风日流丽、鱼跃鸢飞、一窗梅影、一棹扁舟,都蕴含着人生中不能错过的美。生命就像树枝上一枚已熟软的杏子,剥开果皮,果肉流动的汁液鲜活芳香,散发着阳光的热度。陶渊明要把它吃下去,而不是永远看着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位田野里质朴无华的农民,不仅开辟了中国山水文学之美,也成就了中国士大夫人生与人格之美,让自然、生活与人,彼此相合。

  七个世纪以后,在黄州,在人间最孤寂的角落,苏东坡真正读懂了陶渊明,就像两片隔了无数个季节的叶子,隔着几百年的风雨,却脉络相通,纹路相合。张炜说:“他们都是出入‘丛林’(指官场丛林)之人,都是身处绝境之人,都是痛不欲生之人,都是矛盾重重之人,都是爱酒、爱诗、爱书、爱友人、爱自然之人。”苏东坡一遍遍地抄写《归去来兮辞》。时至今日,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打量这件手稿原迹,仍见湿润冲淡之气在往昔书墨之间流动回转。那是他在书写自己的前世——他在词里说:“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写字的时候,他就成了陶渊明,而黄州东坡,就是昔日的斜川。

  清末民初大学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写道:

  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生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

  自夏商周三代以下,浩瀚数千年,王国维只筛选出四个人,分别是:屈原、陶渊明、杜甫、苏东坡。而这四个人,几乎全部集中在上一个一千年,也就是公元前340年(屈原出生)到公元1101年(苏东坡去世),此后近一千年(12世纪到20世纪),一个名额也没占上。

  假如从这四者中再选,我独选苏东坡,因为苏东坡身处的宋代,中国历史正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变迁中,机遇更多,困境也更多,尤其对于苏东坡这样的人,几乎是冰炭同炉。苏东坡就是宋代这只炉子里冶炼出来的金丹,他在精神世界里创造的奇迹,既空前,也绝后。但他不是横空出世的,有人以自己的生命和艺术实践为他做了历史的辅垫,那个人就是陶渊明。

  (本文摘自《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祝勇著,浦睿文化出品,湖南美术出版社2017年7月第一版,定价:7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责任编辑:潘兴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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