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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2018-03-05 11:36:58 来源:中国政协传媒网 熊召政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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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内圣”,伟大的民族复兴是我们的“外王”,要想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的“内圣”要坚如磐石,我们的“外王”要日新月异。

    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这三四百年间,是中国汉文化形成的轴心时代。这个时代产生的先秦诸子百家,让我们看到了灿烂的文化多样性与丰富的人文精神。百家中,最后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的有十家: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这十家的学问构成了早期中国汉文化的思想主体,这是一座非常宏伟的思想文化大厦。那个时代尚未“独尊儒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只是当中的一家,并没有特别的地位。这一时期诸子百家的学说,被冯天瑜先生称为“元典精神”,它们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元典。

    比这十家更早的《易经》是一部抽象的、思辨性的哲学著作。“太极”一词,始见于《易•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是天地未分的统一体,是世界的本原。太极为一,天地为二,所谓两仪。两仪产生之后,万物就有了分别。《易•系辞上》又云“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产生了,这个世界就再不是混沌的了。阴阳产生出“金”“木”“水”“火”“土”这五行,五行而生八卦,八卦而生万物。这是一套非常严密的逻辑。十家中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墨家这五家都对《易经》有解释,其解释各有千秋。今天我们看到的六经之一的《易经》,有孔子的注解,但是要懂元典的话,每一家对《易经》的解释都要看。中国经学的发展在汉代达到高峰,汉代出了很多解释诸子百家学问的大家,所以文化的普及在汉代,文化的发端在春秋战国。一春秋战国文化出现最早的是《河图》《洛书》,还有《尚书》,尤其是《尧典》。如果对中华文化缺乏浓厚的兴趣,会感觉这些典籍离今天的生活太遥远。在春秋后期,周天子创造的文化已经式微,很多小的诸侯国对周文化不重视,不遵循。楚国是反叛的代表,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周秦文化与楚齐文化相互竞争发展。秦国固守周制,楚国与齐国则能开创自己的文化道路。李白曾在湖北“酒隐安陆,蹉跎十年”,后来写过这样的诗句:“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李白敢讥笑孔子,看似狂妄,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是一种常态。孔子的学说只是众多学问中的一种。

    在春秋时期,鲁国是最钦慕、敬仰周天子文化的。孔子是鲁国人,因此他对整个周文化的崇尚不是无源的,是在鲁国一代代崇尚周文化的传统濡染下形成的。孔子说了三段关于他喜欢周文化的话。第一句是:“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意思是说:周朝直接学习了殷、夏的宝贵文化,把两代文化的精粹保留下来,形成了周文化,这样的文化多么繁茂灿烂,我要一辈子追随。周朝的文化典范、文化风尚,是建立在殷、夏两朝所有的国家典章制度和周朝当时的文化形态之上的。周文化在当时中国政治上最大的贡献,就是开辟了三公格局——太傅、太保、太师,陛下管三公,三公管百官,百官管万民的管理模式就是由周朝奠定的。其中,据《大戴礼记•保傅》记载,当时周朝是“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孔子说的第二句是:“吾其为东周乎!”周朝式微了,文化也衰竭了,我能否在鲁国建立第二个周文化呢?孔子把建立第二个周文化作为政治理想,但因为鲁国规模小,甚至遭受别国侵略,所以根本没办法承担文化重造的大任。孔子说的第三句是:“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意思是:人老了以后,很长时间都没有梦到周公了,是不是我哪个地方做得不对,周公不愿意见我了。

    从孔子的这三句话中可以看出,在当时的鲁国,周文化得到了完全的保留。公元前544年,吴国的季札来到鲁国,他听到了周朝的音乐,欣喜若狂道:“我在这里终于又听到了周朝的音乐!”当时的宫廷音乐只有在鲁国才听到,要想见识周朝的礼节,得到鲁国。四年之后,晋国的韩宣子也来到鲁国,看到周朝流传下的《易经》《象辞》和鲁《春秋》,高兴地回去宣传,说周礼全部在鲁国保存。

    周朝在春秋时候的直接传承者是鲁国,但是当时进行文化再造而成为引领先进文化的是楚国。楚文化成为唯独跟周文化完全不一样的文化。其特质是奔放的、飞跃的、轻飘的、流动的,其造型艺术、语言节奏,跟周朝完全不一样。周朝讲究“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而楚人承袭庄子《逍遥游》的漫无边际的想象。所以,周朝是几何学的、古典的,楚国是色彩学的、浪漫的。楚国典型的艺术品是漆器,而不是青铜器。楚国有几件文物极具特色,比如“虎座鸟架鼓”,形态是以两只卧虎为底座,虎背上各立一只长腿昂首的鸣凤,背向而立的鸣风中间,有一面大鼓用红绳带悬于凤冠之上。再比如“鹿角立鹤”,外形是一只长有鹿角的仙鹤。这种变形的艺术在一千年后的欧洲才实现,在周文化里更是不可能出现。

    诗经里面,比如“实发实秀,实坚实好”,是以双音节为主。而楚文化创造的则以多音节为主,“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就是语言功能的拓展。多音节词汇的出现,表明生活的多样性。这是楚国活力的体现。再说齐国。现今说齐鲁大地,其实齐和鲁在春秋战国时是两个国家。与鲁国不同的是,齐国同楚国一样,都在创造自己的新文化,打破了一切界限。两国的文化创新,楚国重在文学,齐国重在哲学。齐人喜欢讲隐语。淳于髡用三年不飞不鸣的鸟来向齐威王进谏,伍子胥的爷爷伍举,用三年不飞不鸣的鸟向楚庄王进谏。这在周朝的文本或者周朝的思维定式上是没有的,周朝就直接说:“大王陛下,你不能不上朝,你要认认真真做事。”是直来直去的。楚国和齐国的文学家、作家,都喜欢转个弯说,这叫隐语。齐国最发达的是兵家,比如司马穰苴、孙武、孙膑、蒙恬……楚国最发达的是道家,比如老子、庄子。齐楚文化形成一种同盟军,所以兵家与道家这两家远远超过鲁国的儒家,使齐楚两国关系很紧密。屈原就非常赞赏齐国,一生三次出国访问都是到齐国,那时候屈原到胶东半岛海边上不容易,中间还要穿过好多国家,还要过境。可见两国的思想家与大文豪们是惺惺相惜的。当时担任文化创新任务的是楚国和齐国,担任文化继承与坚守的是鲁国。现在我们处处都在讲创新,却不应该忘记,2500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就乐于创新,就在革新我们的文化,为我们的文化寻找新天地,开拓新边疆,找到新出口。

    二到了汉代,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刘邦虽然灭秦建国,但是其文化却是齐楚文化的集大成者。秦的国家管理模式经过商鞅的改革,其格局已经完全不同于周,比如车同轨、书同文、郡县制。秦始皇登基以后,巩固了这些创新的典章制度,但其文化的内核仍然继承周朝。刘邦建立的汉朝把秦所遵循的周文化全部推翻,而将自己故乡的楚文化作为国家文化,其中包含了与楚文化相近的齐文化。齐楚文化在刘邦建立国家之后就一直统治着中国,历万世而不衰。

    楚国被秦所灭之后,屈原投江而死,而汉朝最终在灭秦之后,又完全承继了楚国的文化和制度。汉代直接承袭楚的语言、风俗与习惯,称大人物为“公”,这个“公”是我们的口头语,毛公、周公、车公,在秦国不称公,而称上卿、大夫。司马迁热爱楚文化,他的官职叫太史令,但他自称“太史公”。再说风俗习惯。周、秦坐在右边的是大官,楚国坐在左边的是大官,汉代的官职也是以左为大,并一直影响后代,如明代的吏部左侍郎,就是“组织部”的“常务副部长”,吏部右侍郎,就是一般的“副部长”,从那到今天都没改,左为大。

    楚文化影响深远。“楚歌楚舞”风靡整个汉代;项羽的“力拔山兮气盖世”就是楚国的歌谣;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飞扬”,也是源自楚辞。汉代人在楚辞的基础上发展出汉赋,成为当时文学的主流。今天能读到的一些最好的汉赋,像司马相如的、扬雄的,其代表作都是直承楚国遗韵。这种现象在汉武帝时达到了高峰,无论是宫廷文学,一代文化宗师的作品,还是民间老百姓的口头文学,直接承继的都是楚国的文体。汉代的宫廷建筑和漆器上使用的两种颜色——黑色、红色——也是承袭楚国风格。楚国的文学艺术、建筑艺术、典章制度、衣食住行等等,都被汉朝照单全收。如果将传到今天的中国传统文化做一个剖析,则可以说,周秦文化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政统”,就是政治家所遵循的,比如郡县制。齐楚文化代表了中国的“道统”。汉武帝时期两个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一个是董仲舒,另一个就是司马迁,他们俩的学问一个来自齐国,一个来自楚国,他们两个人奠定了汉代的文化高地。司马迁就是楚文化的忠实传承者。读了《史记》以后,会发现“无韵之离骚”这个立论非常确切。需要指出的是,汉朝在理论的建树上,也就是在经学的研究上,则主要来自齐国。

    经学是什么呢?大致的意思是解释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诠释《诗》《书》《易》《礼》《春秋》《乐》这六经,这都是经学的范畴。汉武帝之后,西汉的经学研究已达到了一个高峰。可以说,最早系统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是从汉武帝时候开始的。从那以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经书汗牛充栋,在清代的《四库全书》之“经部”,就收录了经学及研究经学的著作1773部,20427卷。在整个西汉的经学领域中,是以齐国人为主。解释《春秋》这部书最重要的两部著作,也是在西汉成书的,一个是齐国人写的《公羊传》,一个是鲁国人写的《榖梁传》。《榖梁传》对待春秋的解释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但《公羊传》不一样,创造性的理解经典。《公羊传》文采飞扬,思想深度超过《榖梁传》。司马迁认为,从汉高祖建国到汉武帝这一段历史时期,只有一个人懂《春秋》,就是董仲舒。董仲舒为什么懂《春秋》呢?因为他的学问来自齐国的《公羊传》。董仲舒的思想,对之后的汉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汉代除了经学之外,最能引起大家追寻的学问,还有两个,一个是“黄老之学”,一个是“庄骚之学”。“黄老之学”来自齐,“庄骚之学”来自楚,从屈原到司马迁,从文风到操守,这种道统的魅力,对中国人的影响一直到今天。

    三中国历史上几次最伟大的创新,可以说是为人类的文明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在政治制度上,一是秦朝的郡县制,二是隋朝的科举制。郡县制促成了中央政府管理体系的建立,从而巩固了社会的稳定;科举制解决了人才选拔问题,从而推动了文官体系的建立。在科技上,将泥土变为陶瓷,将蚕桑转化为丝绸。这些都是让中国得以长期在世界上领先的关键因素。

    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经过长达一千多年的探索,到了唐代,基本上确立了儒、释、道三家相互作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三家的传承各有体系。儒家的传承,从孔子、孟子、荀卿、董仲舒、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黄宗羲、戴震,到现代儒家七子。道家从老子开始,尔后庄子、杨朱、王充、王重阳、丘处机、张三丰等等。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可谓蔚为大观,各大门派有天台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等。在中部地区繁衍比较多的是禅宗,禅宗还有五宗: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其实就是以禅宗的确立为标志的。如果没有跟中国传统文化的道教相结合,没有庄子老子的精神在里面,佛教在中国生不了根。

    儒家思想的根本,可以概括为一个字——“中”。“中”是一种哲学,全世界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名字是带这么深的民族文化特质在里面的,不偏不倚为之中,不卑不亢为之中,不左不右为之中,不上不下为之中,这是儒家的智慧。概括道家的一个字是“无”,佛家的一个字是“空”。就这三个字,足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来路说得很清楚。这个“无”是指“无中生有”,“太极生两仪”,这个太极就是“无”,阴阳两仪产生了便是“有”的开始。“无中生有”就是这个意思。两仪生五行——金木水火土,五行生八卦,世间万事万物就徐徐展开了。一个人如果不懂得开启这个阀门,不懂得什么时候到“有”,什么时候又回到“无”里面去,就不懂得怎么养心。佛家讲的是“空”,我有很长时间不了解“空”,空是什么?空是一种物质,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心经》里面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就是颜色的色,色就是客观世界。这个“空”既是客观世界,又不是客观世界,色不异空,不等同于客观世界,但也不相离于客观世界。所以说,空不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留住才叫空。我们今天说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也是解决“从内圣开出外王”的问题。外王决定内圣,客观世界变了,主观世界就得改变。顺利的改变就是创新。“一阴一阳之谓道”,一个是形而上的,一个是形而下的。我曾看张之洞写的一副对联:“昔贤整顿乾坤,缔造皆从江汉起;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欧亚遥。”他大意是说,在我之前的历代圣贤们,他们缔造了他们的乾坤、他们的时代,在江汉大地上创造了史诗。张之洞认为他也承担了这个任务。我们的事业不仅仅能够超迈古人,我们还能够超迈洋人,因为我们有这么深的文化做我们的根基。现在,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内圣”,伟大的民族复兴是我们的“外王”,要想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的“内圣”要坚如磐石,我们的“外王”要日新月异。惟其如此,我们的创新才有落脚点,才有持之以恒的动力。

    (作者: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文联主席)

[责任编辑: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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