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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访《大藏经》中唤醒文化秘钥

2018-12-06 11:41:36 来源:中国艺术报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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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经识经》韦力 著 新星出版社 2018年3月出版

  在我看来,《见经识经》是一本关于文化和历史的书,也是一本关于执念和缘分的书。作者韦力是当代著名的藏书家,收藏了大量古籍善本。《见经识经》是韦力多年来对汉文《大藏经》的刊刻地、藏板地、收藏地和印刷地等相关历史遗迹的寻访实录。“大藏经” ,是中国佛教的创造,意指汉文佛教典籍的总汇,鉴于印度的佛教原典在原产地已荡然无存,汉文《大藏经》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从北宋开始,《大藏经》进入刻本时代,此后,《大藏经》的刊刻一直延续到清代中期,其中既有官刻,也有私刻,既有僧刊,也有俗刻,相应地就产生了刊刻、藏板、收藏、印刷等场所。在韦力看来,这些地方因为这份与《大藏经》的缘分而具有文化史上的地标意义。

  韦力探寻《大藏经》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所到之处包括北京,上海,河南鹤壁,山西太原、应县、宁武和运城,福建福州,浙江海盐、湖州和余杭,陕西西安,江苏南京,四川崇州等。作为藏书家,韦力本人并非佛学的专门研究者,也不是《大藏经》专家,在书中他也摘录了不少学者对于《大藏经》版本及流传的论述,但总的来看,这并非一本《大藏经》研究专著,而是类似于“贩书日记”的出版文化读物。不过,就当下的读者大众而言,较之繁琐的考证或玄奥的佛理,这样的内容读起来反而更加津津有味。

  在这个意义上看,韦力对典籍的寻访与记录,扩宽了典籍本身的文化内涵,更重要的是将古老残缺的典籍重新置入当下的生活,给人以亲近感和生活感。比如,书中有两篇谈到《契丹藏》,这是继北宋《开宝藏》之后的第二部《大藏经》 ,刻于辽代,故也称《辽藏》。上世纪70年代才被发现,刊刻地就在北京的大觉寺,收藏地则在山西应县。韦力到应县寻访时,他坐的车在群山隧道中穿过雄险的雁门关,又转上G 18高速,“前行不远就是桑干河。此时太阳已渐渐升起,浓雾消散,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可惜河里看不到一滴水” 。等到了应县,远远就看到了著名的木塔,不料却没有照片上那般瘦高玲珑,而是一种“粗壮敦实”的姿态,木塔周围已是新修的景区,盖了较为简易的仿古建筑。在与塔内工作人员的交谈中,他又得知佛经原藏在佛像之中,后被红卫兵砸破掏出,“数量很多,红卫兵把它们堆在塔前点火,整整烧了一个上午” 。劫余之珍,百无其一。再如,围绕寻访《碛砂藏》,韦力在书中介绍了它在西安卧龙寺被康有为发现的经过以及“盗经”风波,让我们看到民国时期政学两界、新闻舆论以及地方僧俗士绅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博弈过程,康有为本意或许是想抢救已遭破坏的经书,希望妥善保管,但在抗议者看来则是“康氏见寺内藏有明版藏经全部,稀世珍奇,即生涎美” 。这段往事,如书中所言,不同的文本“都是一面倒地谴责康有为” 。韦力却说自己有些“本能的怀疑” 。我想,康有为也是藏书家,韦力述及此节,或有惺惺相惜之意,应能多一份“同情之了解” 。他的“怀疑”与辩诬,也可聊备一说,丰富我们对《碛砂藏》的认识。韦力在书中还记述了他与现在的碛砂寺住持礼敬之间的交谈。礼敬告诉他,因为高速公路要经过此处,虽然礼敬到处申告,最后寺院还是被拆了,但相关部门答应重建新的碛砂寺。这些内容,看似与《契丹藏》《碛砂藏》无多少干系,却勾勒出典籍在历史烟云中的遭遇,令人唏嘘。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大藏经》的刊刻、收藏和印刷反映的是佛教在中国流布的过程。这是思想文化史的另一个侧面,与典籍中高妙的微言大义相比,这一侧似乎有些“形而下” ,却让思想和文化的历史足音更加清晰可闻。比如,《见经识经》中讲到《永乐北藏》刻于明代司礼监。司礼监原址即在今日北京景山的东北角的吉安所,在寻访这部典籍的篇章中,韦力引述了永乐皇帝朱棣关心此经刊刻的一些“重要指示” 。执行刻经的释道成问朱棣:经面可否用花绫?朱棣说:用八吉祥绫。接着朱棣又问:每一面行数、字数合是多少?回答说:以往有五行或者六行的,每行十七字,可否还是用十七字?朱棣说:写来看。六天之后,释道成作了两种样子,一种五行十七字,一种六行十七字,进献给朱棣。朱棣看后说,用五行十七字的。后来的几年中,朱棣又事无巨细地落实刻写者的字写得是否漂亮、保留与新增哪些序文,以及刻板藏在何处等细节。又如,另一部刻于明代的《嘉兴藏》的刊刻始于五台山,刊刻四年之后,却移到了浙江余杭的径山寺。在那个时代,如此长途转运经板,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究竟是为了什么呢?韦力在书中引述了多方观点,比如五台山气候寒冷、交通不便等,最后认为故宫学研究所所长章宏伟的观点最为靠谱。章氏提出,《嘉兴藏》刻场的转移南迁最主要的原因是经费募集。“现存五台山刻经46种601卷的施主绝大多数是江南人,有378卷是江南人捐刻,占600卷的63 %,而北方施主则比例相当少,且施资微薄。 ”既然资金上要仰仗南方,加上五台山自然条件确实不便,那么迁移就在情理之中了。此外,韦力还引述了另一个实际原因,就是印经所需之纸产于南方,在径山刻印应该相对方便。在径山实地考察之后,韦力感到在这大山上刊刻交通并不比五台山方便,在径山寺的张居士帮助下,他解开了这个疑团。《嘉兴藏》的经板确实在径山上刻,但藏板与刷板则在山脚下的化城寺。因为当时刻板是在多个寺庙中进行的,需要汇在一起才能刷印。而此时,明朝已经灭亡,江南是南明弘光朝的统治范围,寺里就向弘光帝打了报告,但还未执行,弘光小朝廷就覆亡了。到了清顺治十七年,为了从水路运送汇集经板,寺里又托钱谦益出面疏通主管官员,“求免榷税” 。通过对典籍产生和传播的历史场景的复原,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到思想文化可以穿越时空,但思想文化的传承并非“隔空传音” ,政治、经济以及上至皇帝下至普通信众的意志等各种复杂因素,在思想文化延续传承中发生着实实在在的影响。更值得深思的是,在政局动荡的风云中,典籍的刊刻传播的线索却近乎执拗地沿着自己的逻辑伸展开来,并把内蕴的精神坚定地传递下去。

  阅读典籍是了解我们从哪里来的重要通道,也是思考我们到哪里去的重要参考。从这个意义上说,典籍是古人留给后人参透天地奥妙的秘钥。而像很多魔法书里说的,秘钥要放在合适的空间,才能被唤醒,才会显露它的真容。这部《见经识经》展示的正是阅读典籍的一种方法,也是唤醒秘钥的一次尝试。(胡一峰)

[责任编辑:潘兴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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