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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三教九流”的爱国热忱

2019-05-07 09:24:15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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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细节》,陈占彪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第一版,48.00元

  五四运动,转眼百年。

  五四运动最大的特征是什么?一言以蔽之:五四运动是一场“爱国运动”。陈独秀就说,“如若有人问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大概的答词必然是爱国救国”。梁敬有云,“这场运动,乃中华整个民族意识——抗日复权的意识——的觉醒,怒火的爆发”。

  章宗传立誓

  五四运动中有小学生决议不购食日制之奶糖,有牙医明白标示“不医仇人”,有海宁父老开会削去陆宗舆乡籍,并为其勒“卖国贼”石碑,有南洋同学提议开除章宗祥学籍,并在校中铸像惩奸……为了抗日除奸,人人身体力行。

  就连被举国视为“卖国贼”的章宗祥的年仅十二岁的堂弟章宗传,亦愤然立下弃奸兴国之誓言。五四后,章宗传立誓云:“进忠良而弃奸佞,灭日本而兴祖国,弃我身而致力国家,是我之志也。我身体弱而不能为将,虽然,我亦必死而后已也。夫关壮穆、岳武穆之志,亦惟此数字耳,惟能行之耳。章宗传必行此数言,汝毋为奸臣,汝亦毋忘此数言。中华民国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即阴历九月廿一日,时年十二岁。”(沈宗瀚:《沈宗瀚自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0—61页)

  更可贵者,即便处于社会边缘的“三教九流”,如妓女、伶人、扒手、乞丐、帮会、苦力、囚犯辈都能激发天良,担责兴亡。

  印制《敬告花界同胞书》,组织“青楼救国团”

  上海“花界”的林黛玉、笑意、艳情、花娟娟、洪第、金第等数十名歌妓号召同行于“二十一条”日本通牒中国的“国耻纪念日”停止歌宴一天,以志纪念。各家门首,俱粘贴“五月九日国耻”字样。并互相劝告,此后购用国货,以免利权外溢。

  又有妓女妙莲者,以五十元捐助国民大会,印制《敬告花界同胞书》,分发各处妓院,其中说道:“我们中国到了将亡未亡的时候了,现在所以未亡,全仗一点国民的志气。”并对花界同行提出八条倡议:“一请花界哀恳各界,一致救护被捕爱国学生。一请花界同胞不购日本货。一请花界同胞,不可收受日本纸币。一请花界同胞,将波兰、朝鲜亡国苦处,择要印在局票后面。一请花界同胞,将国耻纪念二十一条,印在请客票后面。一请花界同胞,劝人文明抵制,不可稍有暴烈行为。一请花界同胞,普劝我商家,国货万万不可涨价。一请花界同胞,量力捐助国民大会,及学生联合会经费。”

  待到上海罢市之时,青楼亦积极响应罢市号召。名妓鉴冰停止营业,门前贴一红纸条,大书“谢征救国”四字。非但罢市,鉴冰、笑意、金书玉、妙莲诸名妓还组织“青楼救国团”,散发传单。其中称:“我们花界,斯业虽贱,爱国则一。愿我同胞,抱定宗旨,坚持到底。国贼弗除,学生不放,誓死不休。第一要紧,切勿暴动。如遇日人,佯作不见,倘伊寻事,逆来顺受。莫堕奸计,至要至要。特此奉告。青楼救国团泣告。”还有的积极参与维持秩序,有名妓花云玉偕小花园妓女蕙勤,驾汽车驰行大马路、四马路一带,车上插有白旗,书“警告同胞切勿暴动”等字。鉴冰等妓又于福州路230号倚虹楼番菜馆隔壁设学生饮茶休息所,犒劳学生。门前张一大纸,上书:“青岛问题发生,各界一致罢歇,学生为国热忱,吾界不忍坐息,敬备箪食壶浆,为君充饥解热。并非沽誉钓名,不过稍尽绵力。妓界泣告。”

  京沪罢市罢课消息传到海门后,能歌善唱的海门妓女夏蕙卿邀姊妹四十余人开会,议与工商学界采取一致行动。其宣言中有云:“蕙卿虽粗识之无,亦知大体。自怜薄命,虽系堕溷之花,敢诩热心,忝作高林之木。但时事如此,国势如此,人心之忿激如此,我姊妹其各奋此娉婷之质,期作桴鼓之助。”并拟具办法四条,其中有自制爱国歌、提倡国货歌、讨卖国贼歌,分头拍唱,尽其所长,“唱歌救国”。

  据传当在沪参加南北和谈的某代表招妓时,妓答之曰:“国事多难,无心应召。”时人曰:“嗟夫!妓女于酣歌曼舞之余,犹知爱国,吾不知当今之纱帽式外交圣手,胡甘心冒大不韪哉?”真可谓“商女都知亡国恨”。

  吾辈伶人,责任所在,决不能辞

  上海演艺场所、演艺人员爱国亦不落后于人。上海舞台名伶冯子和组织“救国十人团”,召集同业会议,到者二百余人。冯君当众演说,略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今以四万万之人民,而不能保三万余方里之中华民国,清夜扪心,能不惭汗。吾辈伶人,同为国民,则扶倾危之时局,挽既倒之狂澜,责任所在,决不能辞。愿与同人共勉之。”钱化佛、张五宝、张振羽诸君相继演说,听者无不动容。后来冯、钱等人亲临街头,散发“文明救国切勿暴动”的传单。“又共舞台坤伶露兰春、小桂红、小月红、小金铃等,亦仿中华救国十人团办法,发起坤伶救国十人团。闻赞成者颇不乏人。”

  为减轻园主、场主因罢市造成的损失,伶人主动分担损失。“大舞台与天蟾丹桂等各戏园伶人,以及新世界等各游戏场内之说书、评话、戏法、玩具等各部人员,以园主场主愤于大义,一律罢市停锣,其所受损失,较诸他业为巨,故均自愿牺牲一切利益,其包银等项,按月扣除,俾轻园主场主之负担,得能持久,而己亦稍尽国民义务之天职。”

  所有盗窃扒手,一律停止。若有违背者,照帮规处罚

  当上海罢市之际,扒手、乞丐亦闻令收手。“青红帮于上海罢市之日,由首领召集会议。议决,无论罢市若干日,所有盗窃扒手,一律停止。若有违背者,照帮规处罚。此消息前数日已有所闻,但不知确否。今罢市已六日,竟无此项事件发生。”这也得到捕房的印证:“六日内无一件窃案,马路无一强索乞丐。”城市秩序悄然好转。“自罢市以来,路上乞丐,几不见其踪迹。闻天后宫中人云,乞丐之首领,六日曾有通告,不准在路行丐,以免妨碍国人救国之行动。其业扒手掏摸者,亦各有首领,与丐首下同一之通告,戒令罢市期内,不许行偷。故六日以来,市上绝无失窃之事。”在另一处,我们可以看到丐首的沉痛而高水平的“内部发言”,谓:“今日之文武□□,皆是盗贼,□□尤为盗贼之魁。我辈今日反对政府有盗贼之行为,则我辈自身,自不当再为盗贼。”要知道,乞丐小偷“罢手”,直接影响到其生计,而他们“小盗”的觉悟竟比“大盗”的觉悟还要高。

  宗教界亦不做“化外之人”。杭州西湖孤山广化寺住持谷云,亦因国内纷争、外交失败,特在该寺内发起祈祷世界和平大会,讽诵楞严神咒七昼夜,以泯一切刀兵。“虽曰迷信,亦足见宗教家之悯世云。”

  囚犯不吃日本咸鱼

  至于处于社会底层的苦力、小工也上街游行,散发传单。“有小工数百人,游行街市,泥涂手足,油漆未涤,臂圈白布,上书一‘救’字。旁有类似排长者,手小旗,亦书‘救’字。前导一横额云:‘吾工界同人,从商学两界后,一致行动。’”“南市有身穿蓝衣之苦力多人,肩负白布旗,上书‘万众一心,坚持到底’八大字,手各摇铜铃,沿途引吭狂呼:严守秩序,万勿暴动。目的不达到,不可开门等语。”也有罢工未成的清洁夫退而求其次,“特集资刊印一种传单,于清洁街道时随手布送”。

  还有苦力船工不为金钱所动,拒载过江日人。“有二日人,自浦东春江码头雇舢板(小船)渡浦,舢板婉言却之,命乘义渡。该日人行至义渡,仍被拒绝。于是该日人知不为渡,即许以多金,自四角递增至二元(常例舶板六十文,义渡十文),无一应者。”

  更有囚犯不吃日本咸鱼。“工部局之改过局内囚犯因饭菜中有咸鱼一盆,系日本货,众见之不愿食。皆曰此东洋鱼也云。”(以上“三教九流”之爱国义行,皆选自海上闲人:《上海罢市实录》,公义社1919年版)

  从以上社会诸阶层表现的爱国热忱,足见人心不死。只要人心不死,中国就有希望。

  可以说,爱国主义,是五四留给人们的最重要的遗产。

  “国家相对弱化”的今天还要爱国主义吗?

  可是,在信息和交通高度发达,四海几乎成一家,认同方式多元(性别、宗教、年龄,甚至疾病),“国家相对弱化”(〔日〕入江昭:《我们生活的时代》,王勇萍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05页)的今天,我们还需要强调国家、民族吗?

  周策纵说,美国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谢弗教授(BoydC.Shafer)所著《民族主义的各种面貌:新现实与旧神话》(Faces of Nationalism: New Realities and Old Myths,1972年,纽约)一书,对于民族主义的历史及其在现代各国的趋势,作过精密分析,他的结论认为:“虽然有人期望国际主义和世界政府,但绝大多数人还情愿受‘民族国家’的保护。”“照目前中国的处境看来,‘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和一般大众热忱抵抗外国侵略,保障领土主权完整的传统,也许还会受到重视。至少在可见的将来还会如此。试问目前有哪一个国家肯放弃这些呢?”(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繁体再版自序》,陈永明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17页)

  对今天的人们来说,仍当学习、继承和发扬五四的爱国主义精神。

  (本文系《五四细节》一书前言,本报发表时略有删节)

[责任编辑:丛芳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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