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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国家重要的发展战略，从根本定位到战略目标，都体现出了与以往任何一个区域发展不同的姿态：一方面它是“顶层设计”，是建构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形态都市群”；另一方面，它又是“千年大计”，是一种着眼未来的长期规划。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考虑京津冀建设中的文化问题，如何实现文化与经济、政治、制度、生态等多方面的互融，显得尤为重要。“大京派”文学的建构，就是针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和实践。

　　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打通文脉的重要性

　　京津冀一体化，从根本上来说是希望通过城市间的协同合作，来创造仅靠一个城市无法创造的效益，来解决仅靠一个城市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任何一种合作，归根到底都是人与人的关系，这时候文化是否相通、情感是否相连，就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文脉”似乎是一个很抽象、很宏观的问题，但实际上却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审美需求、文化习俗、饮食习惯、娱乐方式等方面累积下来的集体文化记忆，这种记忆以特有的方式浸润和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积淀成为人们潜意识里的文化传统和心理趋向。这种认同感和牵连感会很在大程度上影响区域间经济合作、人员往来等各方面。比如，珠三角、长三角，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协同发展上越走越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岭南文化、吴越文化、上海文化本身内部的相互牵引。京津冀地区的人们拥有同根同源的燕赵文化，身处的是相似的文化环境，传承的是相同的文化理念，三地先天性地享有某些共通的文化基因。但另一方面，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京津冀三地各自的文化个性和差异逐渐显现出来，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越来越多元的形态。北京的古都文化内涵丰富，又长期作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特殊的历史积淀和城市定位使其与其他两地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天津漕运历史悠久，经济上也因此能够自给自足，相对舒适的城市氛围和文化心态也使得天津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点；河北有良好的地理优势，享受临近京津地区所带来的便利，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便利，河北自身文化特色和定位不够明显。从这样的现状来看，京津冀地区三地的文脉还没有真正打通，京津冀文化圈还没有真正形成。

　　“大京派”文学如何盘活京津冀文化资源

　　当我们试图为打通京津冀文脉找寻一个突破口时，“大京派”文学就显示出其特有优势。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基于地域文化和地域文学之间的特殊关系。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文化的发展往往会集中、迅速、活跃地反映到文学上，地域文化孕育催生了地域文学，地域文学又反过来带动、激活地域文化，而且时间越久远，这种带动和激活的功能便越明显。如今我们提倡以“大京派”文学作为盘活京津冀文化资源的先导动力，就是出于这种考虑。京津冀地区的文化种类繁复、类型驳杂，从文化板块来看大致分为京味文化、津门文化和直隶文化，文化类型涵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渔猎文化、宗教文化等，文化流变上从燕赵文化发展至士大夫文化、洋务文化、五四文化、学院文化、红色文化、市民文化等，这些资源既需要及时挖掘、保存、传承，也需要去提炼、筛选和转化。

　　“大京派”要构建属于自己的历史、文化、社会脉络，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把京津冀的文化根基、文化特点、文化联系搞清楚、弄准确，而文学本身就交织着一个时代的政治、历史、社会、经济等多重元素。如老舍的创作几乎浓缩了半个多世纪北京历史文化的变迁，把我们带入如此纵深而又鲜活的历史文化背景当中。“大京派”体系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学资源，深入挖掘其中的文化力量，对于激活京津冀文化资源具有独特作用。

　　京津冀文脉是否能够畅通，绝不仅仅在于历史文化遗产的整理和保存，更在于我们怎么理解、优化、提炼传承下来的文化资源。“大京派”之“大”，也体现在时间上的流动性：在时间范围上上至汉魏时期的《燕歌行》《白马行》《燕丹子》，经由20世纪30年代以周作人、沈从文、废名、李健吾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以及以老舍为代表的京味文学，下至当代以刘绍棠、刘心武、邓友梅、王朔、徐则臣等为代表的“新京味文学”，这种动态传承为“大京派”不断注入新的内涵。

　　以“大京派”文学打通京津冀文脉，不仅意味着达成京津冀三地相同文化因素的连接，更意味着对超越地域文化个性的吸纳和认可。因为文学一旦形成自己的个性与特质，就不是某一个地域文化能够简单给予解说的。20世纪30年代的京派作家基本都不是京津冀本土作家，他们在作品中复活的也往往是各自家乡的风情民俗、儿时记忆。因此“大京派文学”既在京津冀之中，也在京津冀之外，在京津冀文化与全国各地的联系中。多维立体的跨地域交流，激活着京津冀文化的生命力。

　　“大京派”文学是大文学观的探索与实践

　　自学界提出“大文学观”以来，响应者和支持者颇多，但在实践方面进展比较缓慢。“大京派”文学的建构可以视为“大文学观”实践的一个突破口。

　　一方面，京派文学研究现状的困境决定了“大文学”研究模式亟待建立。近些年来京派文学的研究越细致、越深入，就越显示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仅仅从文学流派的层面对其进行研究，有些问题是说不清楚的。比如说老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的作品生动地刻画了北京市民群像、市井风情和方言土语，但为什么学界认为老舍只是京味作家，而不是京派作家？至于以描写北京社会生活而闻名的张恨水，为什么学界认为他既不是京派作家，也不是京味作家？又比如说，植根于京津冀文化母体衍生出的“京派文化”“京味文化”“京畿文学”“白洋淀文学”“新京味”“新京派”等概念，相互之间的边界在哪里？笔者认为，将这些概念越分越细，不仅会带来概念上的混淆，而且会影响研究的推进。我们应当突破这种割裂式的研究思路，建构起一种“大京派”的视野和体系，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与历史，找到一种超然于这些之上的文化自觉。只有这样，这些相互牵连、难以分割的文学现象才会在一种整体性的关照中凸显自己的文化特性，研究者也才能以一种开放性的、流动性的姿态来看待这些文学形态之间的历史延展性和内在精神联系，进而拓展京派文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另一方面，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当代文学本身的价值内涵决定了“大文学”研究的方向和趋势。中国文学一直被寄予很多“文学之外”的期待。《史记》《易经》《孙子兵法》《水经注》是文学经典，也是史学记载、哲学探索、军事兵法、地理考察。特别是进入现代之后，这种传统并没有走向衰落和式微，而是更加集中、更加典型地集中在了新文学的身上，对现实社会的介入、对中西文化的吸纳、对民族命运的思考，已经作为一种底色、一种根基、一种传统，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和走向。这种传统势必对我们今天的文学研究提出更高、更复杂的要求。拿“大京派”文学来说，它的起源、流变、兴衰，都与京津冀甚至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相关，它在今天及以后又该如何发展、裂变，更是与当下社会、政策、制度等紧密相连，这是研究者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一样，“大京派”文学的建构也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文学发展态势来看，这种融合文学、经济、政治、历史、生态、科技等多因素的“大文学”研究势必成为一种趋势，而作为“大文学观”实践的一种尝试，“大京派”文学建构值得我们研究与重视。

　　 （作者：刘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京津冀文脉谱系与‘大京派’文学建构研究”首席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