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像

　　纪录片中朗诵杜甫诗歌的伊恩·迈凯伦爵士

　　BBC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董其昌书杜甫诗歌《醉歌行》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一

　　“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这个问题可能会在读者心里引起不小的震颤，因为它不在常规的思考范围，很难简单地做出判断。BBC新近制作的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就把这个问题直接摆在我们面前，有点让人措手不及。除了讲述了唐代诗人杜甫的一生，纪录片又一次把中国文学和文化带到西方的聚光灯下，成为人们热议的对象。

　　纪录片由著名制片人迈克尔·伍德出品，由著名演员伊恩·迈凯伦爵士朗读诗歌，由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曾祥波、牛津大学博士刘陶陶担任评论嘉宾，由西方杜甫研究专家伯顿·瓦特森、阿尔伯特·戴维斯、洪业担任顾问。制作阵容之强大，制作水准之高超，使纪录片本身也成了一件艺术作品。对于我们中国读者来说，纪录片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宣传了中国文化，更重要的是，它具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视角，由外及里，从外国人的视角观察中国文学与文化，因此它对杜甫的理解非常值得中国读者玩味，它的阐释也似乎有了更多的新意，产生出意想不到的洞见。

　　“谁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这也许就是一个我们没有意想到的问题。我们常常将李白和杜甫并列起来，称为“李杜”。他们两人一个是“诗仙”，一个是“诗圣”，到底哪一个更伟大，可能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在语言艺术上，李白可能更胜一筹，在思想内容上，杜甫可能更胜一筹。提起李白，人们会想到他的浪漫和豪迈，想到“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等充满气势的千古绝句。而提起杜甫，人们会想到他的苦难书写，对下层人民的同情，想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等充满人性的千古绝唱。如果杜甫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那么可能有人会问，还有李白呢？王维呢？白居易呢？“最伟大的诗人”可能会让国人浮想联翩，甚至左右为难。这就是纪录片打破我们的定势思维，使我们不得不面对问题，陷入思考的例子。在《唐诗三百首》（清代孙洙编）中，李白被收录了26首，王维被收录了28首，杜甫被收录了34首，然而在《全唐诗》（清代彭定求等编）中，杜甫一共19卷，李白一共25卷，白居易一共30卷。

　　除此以外，纪录片将杜甫放在世界文学的视域中去评价他的价值和意义，大大地扩大了我们的视野，把我们引向了一个更加宏大的思考空间。纪录片把杜甫与但丁和莎士比亚放在一起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是同样伟大的世界级诗人。也就是说，杜甫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也是最伟大诗人之一，“他们为我们今天的文学判断树立了标杆”。这个判断可能也会让国人心里一震，不是因为杜甫不配，更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怀疑，而是因为人们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去想过，也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做出这样的论断。有人在看了纪录片之后，直接写评论文章将题目定为“杜甫：中国的莎士比亚”。我们突然意识到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是有很多地方可以比较的，并且在比较中，我们的文学一点也不逊色，并非屈居在西方文学之下。可以说，这是该纪录片打破我们的定势思维，使我们不得不面对问题，陷入思考的又一个例子。

　　同样，纪录片把中国的历史与西方的历史平行起来，以便给西方人提供一种世界范围的时间概念。它说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其最早的诗歌甚至早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另外，杜甫的时代与英国史诗《贝奥武甫》差不多同时。也就是说，在英国国家形成的源头时代，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国家繁荣的发展时代，引领着世界的文明。莎士比亚比杜甫晚了八百多年，但丁也比杜甫晚了五百多年。通过丝绸之路，唐朝的中国与印度、中亚、西亚和欧洲开始了大规模的交流和贸易，在杜甫居住和寻梦的长安城，可以看到各种地区的民族和宗教的大融合，能够欣赏到西域和西方的物产、工艺品、纺织品、香料、植物、动物等等，纪录片特别提到了波斯的开心果和撒马尔汗的金桃，而西方的海外扩张和世界贸易也差不多比这晚了八百年。在世界范围来理解中国，中华文明的悠久和传统的深厚，被进一步突出出来。

　　纪录片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可能跟世界格局的变化有关，也跟世界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有关。在中国积贫积弱的年代，西方媒体可能不会有人注意到中国文学，更不可能将中国文学与世界最优秀的文学相提并论。纪录片讲述杜甫的故事，我们说过，绝不仅仅是为了宣传中国文化，它背后的目标要比这更加宏大，眼界也更加高远。它的着眼点不是古代，不是历史，而是现在和当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腾飞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这个经济体已经赶超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并且没有停下来的迹象，非常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直逼世界第一的美国。这样的经济奇迹必然有它背后的历史文化缘由，挖掘这个历史缘由才是纪录片制作的根本原因。它是在为中国的现代性寻找它的历史根源，为当代中国的繁荣现象寻根。在这个过程中，杜甫被凸显出来，被视为中国人精神的代表，代表了古代中国的文化意义，代表了古典中国的现代传承。纪录片说，当代中国在飞速地变化，历史也在飞速地离去，但是有一点没有改变，那就是中国的文化精神，而这个精神可以追溯到唐朝的杜甫，他是中国人“真正情感和道德情操”的化身。不管读者能否认同这一点，至少纪录片给了我们一个新颖的视角，又一次把我们从陈规和窠臼中拉出，陷入无尽的沉思。

　　二

　　纪录片对中国唐代的国家治理模式也进行了一种另类的解读。在国人的印象中，唐玄宗时代总是与歌舞升平、昏庸误国联系在一起，但纪录片让我们意识到，唐玄宗也是一位诗人，酷爱音乐和舞蹈。他重视和支持艺术，使艺术在他的时代得到了长足发展。唐朝的官僚群体与这位君主一样，也与文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通过科举考试成长起来，擅长舞文弄墨。对于西方来说，这个文人治国的理念，即没有文才就不能治国，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在西方，很少有君主是文学家或艺术家，他们可能是文学和艺术爱好者和支持者，但一般不是诗人或文学家。在古希腊，柏拉图在设计他的“理想国”时，甚至把诗人驱逐出去。他的理想君主不是诗人，而是哲学家。在中国，文学在国家治理中起到如此大的作用，是西方人感到好奇的现象。文学能力和文学想象参与治理国家，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纪录片特别提到了孔子，儒家思想为读书人参与国家治理提供了一套理据和准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而优则仕”。学习是为了服务国家，知书达理的最高目的也是为了辅佐君主。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中，纪录片试图去理解杜甫的政治生涯。杜甫曾经熟读儒家经典，一度参加科举考试，可以说是儒家思想的传承者，具有通过辅佐明君，改变国家、造福百姓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作为诗人和文人，他应该可以成为中国的治国传统中的理想官员。但是纪录片认为，虽然这是杜甫一生的追求，但也是他一生最大的失败。他参加科举考试并未及第，后来虽然进入官场，但屡次受到排挤，几乎没有机会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他见证了唐玄宗执政的盛世，但也见证了唐玄宗晚期的动乱。在国家的动荡中，他与家人颠沛流离，历尽了人间疾苦。

　　由盛及衰，是杜甫时代唐王朝的历史发展轨迹，同时也是杜甫许多诗歌作品的主题。纪录片凸显了杜甫的史诗诗人的特质，也凸显了他的诗歌与历史的关联，将杜甫的个人历史与他的时代历史联系起来，把他的人生视为他的时代和历史的折射。纪录片特别提到了杜甫时代的两大社会巨变：其一为安史之乱，其二为洪水肆虐，以及由此造成的流亡、饥荒、生灵涂炭。从这些苦难之中，杜甫创作了他的那些不朽诗篇。但即使在危难中，在颠沛流离之时，杜甫都未敢忘国忧，没有抛弃对国家的责任和他的政治理想。公元756年，他得知马嵬坡兵变，唐玄宗禅让，其子唐肃宗在宁夏灵武继位，他马上赶往灵武，期望辅佐新君。但不幸的是，他在途中被叛军俘获，押解回长安，在那里度过了一年囚徒生涯。在长安，他创作了著名诗篇《春望》，哀叹国家支离破碎：“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那个他曾经熟悉的长安城、繁荣昌盛的都市，现在已经变得杂草丛生。

　　杜甫最伟大的诗篇都创作于逆境之中，创作于他落难之时。纪录片跟随杜甫的足迹，从陕西和甘肃，到四川、湖北和湖南。755年，杜甫赴奉先县省亲，见证了忍饥挨饿的百姓，以及饿殍遍野的惨状。想到唐玄宗及其朝廷在骊山阿房宫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杜甫发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感慨。在华州、秦州、成都，他不再是朝廷的官员，而是加入了逃难民众的行列，饱受战乱和饥饿煎熬，也见证了安史之乱和吐蕃回纥的进犯给百姓带来的苦难。在石壕村，一家人有三个儿子被强征当兵，两个死在战场，但是官吏仍然在抓壮丁、抓苦役，连这家的老翁也不放过。的确，杜甫最优秀的诗歌不是反映盛世的辉煌，而是反映统治阶级的衰落和人民的苦难。同时这些诗歌也是他自己贬谪或流浪的痛苦写照，正如纪录片所说，通过杜甫的人生，我们可以了解他的时代。国家的由盛及衰也反映了诗人本人的生活轨迹，他的人生就是时代的写照，两者形成了互补、互鉴的关系。

　　在杜甫的诗歌中，过去与现在常常形成悲哀的对比。他借他人咏自我，写曹霸、韩注、房琯、严武、诸葛亮等，这些人的落难或者成功都会引发他对自己命运多舛的思考，对国家兴衰的思考。这就是为什么他常常在诗歌中顾影自怜，提笔落泪。诸葛亮是他多次撰写的英雄，在《蜀相》《古柏行》《八阵图》等诗歌中，他凭吊诸葛亮的功绩，同时也哀悼他的“出师未捷身先死”。诸葛亮成功运用自己的才华辅佐刘备，建立功业，但最终仍然功亏一篑。杜甫感同身受，哀叹“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曹霸为曹操后人，是唐朝开元和天宝年间的著名画家，擅长画马，曾经受玄宗之邀入宫作画，盛极一时。杜甫在成都与之相见，咏诗赞扬曹霸的九马图。曹霸的一生与唐玄宗关系密切，他的艺术也是开元盛世和天宝初年国家昌盛的反映，因此他给了杜甫回顾的契机，同时也引发了杜甫的壮志未酬的感慨。

　　三

　　纪录片对杜甫的诗歌生涯的理解，也可以说有独到之处。它突出了杜甫的使命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因此他注定要承担重任。片中那个关于他童年的故事似乎在暗示我们，在二选一的情景中，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的逆境中，他幸免于难，存活下来，这本身就可能是一个宏大的安排。用《孟子》的话来说，天之大任将“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在少年时代，杜甫已经感到自己与他人的不同，他的禀赋使他出人头地、鹤立鸡群。在七岁时，他就已经是非凡少年：“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在西方传统中，诗人也是一个特殊群体，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神的选民。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具有比常人更加犀利的目光，更加敏锐的感知力。有时他们也被称为“先知”，能够预知未来的灾难，知道避免灾难的秘密。在这样的传统中来理解杜甫，其“使命”或者“大任”更加凸显出来。

　　杜甫出生官宦世家，有饱读诗书的传统。他青年时代正值唐朝的盛世，在当时的诗歌和艺术的繁荣态势中受到了熏陶。纪录片凸显了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诗，将其中的舞蹈艺术化处理，并视其为少年杜甫的艺术启迪。公孙大娘是唐玄宗开元时代的著名舞蹈家，舞姿精妙，冠绝一时，其表演给杜甫留下了深刻印象。纪录片将梨园的繁荣视为艺术繁荣的写照，视为国家昌盛的写照。然而时过境迁，在该诗创作的大历二年（公元767年），公孙大娘已经作古，其弟子李十二娘在夔州（今奉节）的表演，引发了杜甫“五十年间似反掌”的愁肠，而“梨园子弟散如烟”也成了盛世不再的表征。但是，纪录片把这一层意思几乎完全抹去，转而凸显剑舞的审美或诗学意义。片中的剑舞翩翩优雅，如行云流水，柔里带刚，反映了诗歌艺术的某些天然特质。剑舞融形式与内容为一体，舞者与舞蹈难舍难分，让人想起英国著名诗人叶芝的诗句：“晃动的身体，明亮的眼神，怎么能把舞者和舞蹈分清？”可以说，《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反映了类似的审美，可以在西方人心中激起某种共鸣。

　　除了公孙大娘的剑舞对杜甫的启迪外，纪录片还凸显了另一位艺术家、大诗人李白对杜甫诗歌发展的影响。李白比杜甫大十一岁，天宝三年他们在洛阳相遇。那时李白已经是知名诗人，杜甫还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但他们一见如故，一起游览名山大川，朝夕与共，结下了深厚情谊。一年以后，他们在山东兖州分别，再也未能相见，成为一种生离死别。“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杜甫牵挂李白的平安，牵挂他遭流放后的境况，“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虽然纪录片并未对两人的诗歌艺术进行深入的比较，但是杜甫对壮丽河山的书写，其诗句的浑雄、想象的大胆，也能让人看到李白的影子，“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在夔州（奉节），在长江三峡和巫山，杜甫见证了中国最壮丽的大好河山，写下了许多气势宏伟的名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纪录片对长江三峡地区的风景进行了实拍，其景致的壮美，让今人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杜甫登高眺望，山川的崔嵬、大江的奔流，尽收眼底，一览无余：“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此时的杜甫已经年迈多病、贫病交加，虽然他把目光聚焦于大自然，的确在壮丽河山中获得了诗歌的灵感，但在咏赞山川的同时，他在内心也不时感到有一丝凄凉。他看见了“不尽长江滚滚来”，但同时也看到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他长期客居他乡，颠沛流离，恨时局多艰，但同时也感到自己功业无成，壮志未酬。最后，在颠沛流离中，在湘江的一条船上他抱憾离世。

　　杜甫是否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即使在西方，这也可能是第一次有人下这样的结论。杜甫最早被英语读者认知，可能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翟理斯的《中国诗英译》和亚瑟·威利的《中国诗歌170首》都收录了杜甫的诗歌。美国诗人庞德的《华夏集》选译了包括《长干行》在内的李白诗歌十首，但没有翻译杜甫诗歌。罗伯特·勃莱在《想起杜甫的诗》一诗中向杜甫致敬，是因为在美国诗人在寻求“新的诗歌可能性”时，杜甫给他们提供一种启发和范例。加里·斯奈德喜欢杜甫的《春望》，不是因为里边的爱国情怀，而是因为“国破山河在”表达了他自己的生态思想。BBC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也许从杜甫的人生和诗歌中找到了它所需要的东西，因此对于二十一世纪的西方，也许杜甫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作者：张剑，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英语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