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追“思”②】

　　作者：韩庆祥（中央党校原校委委员、一级教授）

　　黄枬森，1921年生，四川省富顺县人。他从六七岁到十四五岁，除了两年上小学外，大部分时间都在秀才出身的父亲指导下学习中国古代经史典籍。直到他18岁上高中时，才补上全部现代教育课程。高中毕业时，他的各科成绩尤其是理科成绩在全年级名列前茅。所以，上大学时，他最初学的不是哲学，而是物理学。那么，是什么动因促使他走上哲学研究的道路？

　　1939年，在自贡市蜀光中学上高中时，黄枬森有机会读到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潘梓年的《逻辑学与逻辑术》，还有苏联哲学家的一些著作。所以，他在高中时，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兴趣。从艾思奇、潘梓年等先生的著述里，他悟出这样一个道理：哲学与自然科学虽然分属文、理两个天地，但二者的关系却很密切，不懂自然科学就不可能真正懂得哲学。哲学可以自修，自然科学特别是在其中处于基础地位的物理学，靠自己啃书本就不行了。抱着为将来进一步研究哲学打下自然科学基础的目的，他于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第二年转入哲学系，但仍继续选读一些自然科学的基础课程，并坚持学完了高等微积分。在哲学系，他学的主要是西方哲学。再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1946年北京大学复校以后。北大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是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地下党通过办读书会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北大的“腊月读书会”，再度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特别是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如《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就在那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共产党员，作为哲学系的研究生，被学校调去从事政治课教学与研究工作，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专业。1952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一年后，回到北大做苏联哲学专家的助手，帮助培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方向的研究生。从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便成了他终生的事业。

　　黄枬森是当代中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哲学史家和哲学教育家。他的哲学思想和学术贡献主要集中于《哲学笔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与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人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等方面。这些研究具有共同的旨趣和特征，就是特别注重并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

　　1.《哲学笔记》研究的先行者

　　1978年以前的一段时间，当时的客观条件不利于开展学术研究。在“反右派”斗争时，黄枬森在党内讨论会上作了符合实事求是精神的发言，但被人认为是“右派”的观点，因此被“清除”出党，调到北大哲学系资料编译室任副主任。但他没有颓丧，而是本着科学的态度，在资料室工作中思考并研究了一系列理论问题。其中下功夫最多的，是对列宁《哲学笔记》的系统研究。

　　《哲学笔记》不是一本普通的著作，它是由列宁的许多笔记编纂而成的。其中大部分内容是摘录过去哲学家的言论，列宁只是在这些摘录的旁边作了些批注，多数是三言两语，但包含着许多重要且精彩的思想，但这些思想没有展开，也没有加以系统化。因此，研究《哲学笔记》，要读懂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不懂这些摘录，就很难深刻理解列宁的批注。当时苏联也没有做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1960年左右，黄枬森把哲学系资料编译室的一些同志组织起来，从事《哲学笔记》的注释工作，专门注释那些不容易懂的地方。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适逢他主编的《〈哲学笔记〉注释》出版，这本书对当时的哲学系学生影响很大。随后出版的新著《〈哲学笔记〉与辩证法》，也深受学生喜欢。

　　黄枬森对列宁的“辩证法的十六要素”提出了独到的学术见解。过去不少专家认为，十六条就是列宁的辩证法体系。他经过研究十六条的手稿发现，按照原有的形式，十六条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只有前七条有一定的顺序，后九条则是零散的，它们实际上分别从属于前七条，只有分别归入前七条，才能形成一个体系。他把这个观点写成文章，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晚些时候，苏联哲学家凯德罗夫也公开发表了类似观点，这从一个方面也印证了黄枬森观点的创新性。显然，黄枬森是国内研究《哲学笔记》的开创者，为研究列宁的《哲学笔记》作出了重要学术贡献。

　　2.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引领者

　　研究《哲学笔记》，实际上是黄枬森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起点。

　　黄枬森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一个是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以前，他主要是向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和哲学原理，同时也做些学术研究。但这种研究，他认为还不是很深入、很系统。他真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进行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思想有所发挥，也就是提出一些学术上的独到见解，是在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后。

　　改革开放前，我国除个别高校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门课程以外，大部分院校是没有设置这个课程的。在北大，也只是苏联专家在20世纪50年代讲过，以后便没有开设这门课程了。那时形成一种观念，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马列原著，原著是怎么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什么样的。那时的观点是，经典作家的言论句句是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就是真理加真理的过程。

　　黄枬森提出，马克思主义认为，思想是存在的反映，存在发展了，思想当然要发展，哲学也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亦不例外。特别是哲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哲学思想都是在一定时代和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所以总有一个发展的问题。因此，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也应该有一门学科，叫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由于实行改革开放，也由于学界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来对待，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样一门课程，就较快得到大家的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与课程建设也逐渐在各高等院校开展起来了。

　　黄枬森自始至终参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门学科的研究与建设工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建设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是我国学术界研究和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开拓者、奠基者和引领者之一，这为学界所公认。我国正式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就是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他参加了此书的撰写和统稿工作。后来又同北京大学哲学系施德福、宋一秀教授共同主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三卷本），大致有100万字，获得了国家教委的优秀教材奖。他还同中国人民大学庄福龄教授、中央党校林利研究员共同主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400万字，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获得了1997年“五个一工程”奖和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之后，他还受国家教委的委托，主编了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1998年由高教出版社出版。上述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著作，在我国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不仅为我国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影响了一大批学者去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其理论贡献功不可没。

　　3.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探索者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为黄枬森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哲学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经典作家那里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第一个完整体系，是苏联哲学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出的，后来，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提出的那个体系，是把苏联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个哲学体系简化的结果。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黄枬森提出了一些具有独到性的哲学思想，主要是：

　　第一，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不能根本否定，应该抱着一种坚持和发展的态度，既要肯定其科学性，也要认识其某种局限性。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苏联逐渐形成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主要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是苏联哲学家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列宁的一些论述创立的。之后在我国得以传承。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它是根据谁的论述，是谁创立的，而在于这个体系是否科学。黄枬森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具有科学性，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和建设的。一是它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二是哲学知识应该是一种客观的知识，它力求与外部世界相一致，这是一切科学的共性；三是它的许多内容都是正确的，是经过实践的无数次检验而证明了的。它主张哲学应接受实践的检验，随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发展，这也是一切科学的共性；四是它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有与研究对象相一致的原理，形成了世界观、历史观和意识论三个组成部分；五是哲学应该有一个体系，而且要按照一定的原则来建构哲学体系。这个原则，主要就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它有一个基本符合从抽象到具体这个原则的逻辑体系；六是它强调哲学的应用价值，认为哲学应该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也有局限性，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使这个体系还不够完整严密。譬如：它没有充分吸收20世纪以来时代发展、科学发展的新成果、新内容；它对人的问题、主体性问题、价值问题、实践问题等研究得不够；它对哲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它从何开始，如何展开，它究竟有哪些组成部分，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哲学体系怎样体现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这个原则，都没有完全讲清楚。

　　总之，黄枬森认为，墨守成规不行，彻底推翻、另起炉灶也不行。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应坚持其基本的、正确的东西，而对其不足的方面，应加以修正、丰富、发展和完善，应在坚持其基本性质的基础上，积极创建与当代科学和实践水平相适应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第二，我们要构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应首先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有三个层次。一是最高层次，研究作为整体的客观世界。因此，哲学的第一部分就是宇宙观，即把客观世界作为整体来研究的学科，也叫世界观，过去曾叫本体论。二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因而哲学的第二部分是历史观，也就是唯物史观。由于这个历史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所以人类社会历史观也就是一般社会学。三是研究意识。因而哲学的第三部分就是意识论，或者叫精神论。由于意识的相对独立和重要性，可以把意识论作为单独一个部分加以论述。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就是由世界观、历史观、意识论三部分组成，说得确切一点，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辩证唯物主义意识论，辩证唯物主义是它们的总称。由于世界观在这三个层次中居于最高地位，因而，可以用辩证唯物主义来指称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由上可以看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上，黄枬森的观点成一家之言，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用辩证唯物主义统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实质上是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价值维度，它强调以人为本，对“人”给以深刻关切，同时，黄枬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具有科学维度，它强调实事求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力求客观地反映和认识事物。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性”的强调和注重，是难能可贵的，值得肯定的，在当代中国也具有现实意义。

　　4.人学研究的开拓者

　　改革开放前，人性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很少受到关注。由于黄枬森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对人的问题、主体性问题、价值问题、实践问题关注和研究不够，所以，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之后，黄枬森开始关注并研究人的问题。可以说，从“中国人学”诞生那天起，黄枬森就一直参与其中，且投入了极大的研究热情。黄枬森不仅主编了《人学词典》《人学原理》等数部人学著作，而且对我国马克思主义人学学科队伍建设也作出了巨大贡献，如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成立了人学研究中心，并倡导组建中国人学学会，亲任会长，尤其是在人学学说和理论体系的建构上，他提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真知灼见，成为我国学术界人学研究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在中国人学界树立了一面旗帜。

　　一是尝试构建系统的人学学说和理论体系。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古代还是现代，思想家们都提出了许多关于人的思想。但所有这些充其量只是关于人的思想，尚处于关于“人学”的史前史阶段，人学作为一门系统的科学学说和理论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黄枬森认为，建立人学是非常必要的，它既可以整合各个层次、各个侧面、各门学科对人的问题的研究，克服每门学科对人的研究的片面性，又可以加强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的研究，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

　　要构建一门相对独立的人学学说和理论体系，就必须弄清人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这是关系人学学说和理论体系建设的极具研究价值的重大理论问题。首先要区分人学与哲学的关系。因为在最初对人的问题研究之后，大家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了对人的研究及人的学说，现在要把“人”相对独立出来加以研究，建立一门关于人的系统学说和理论体系，自然要解决人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观点，认为哲学就是人学，其根据就是近代西方哲学已从本体论转变为认识论或实践论，本体论已经过时，且为认识论或实践论所代替了，哲学应以实践论思维方式来否定本体论思维方式，以实践主体论来理解人和世界及其关系。黄枬森则认为，实践主体论应当研究，但本体论没有过时。把人的世界与物质世界分割开来，并把本体论的研究限于物质世界，是难以成立的。从古到今所说的哲学，实际上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个学科群，不同学科及其内容是由它们的研究对象决定的，哲学按其对象和内容，实际上包括了本体论（世界观）、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方法论、伦理学、美学、人学等，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如此。哲学是一个学科群，人学只是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不能把哲学与人学混为一谈，也不能把历史观与人学等同。所以，在哲学与人学的关系问题上，哲学包括人学，但不等于人学，人学只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二者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人学能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确立起来，关键在于它有没有明确的能同其他学科区别开来的研究对象。界定人学的研究对象是建立人学的一个难题。因为“人”这个概念是最难定义的，不同的人会对“人”作出不同的定义。人学当然要研究人，研究作为整体的人及其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它所提供的是人的完整图景与对人的本质的完整理解。然而，人在现实性上具有多种存在形态，人既可以指向个体的存在，也可指向群体的存在，还可以指向类的存在。那么“整体的人”究竟指什么？人学研究的对象与哲学人类学、人的哲学研究的对象有什么区别？黄枬森把人学的研究对象及性质，定义为“它是从各门有关人的科学的相互联系和统一中，研究完整的个人及其存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一门相对独立的综合的科学”。就是说，人学是对一般的个人进行研究，而不是研究所有的个人组成的人类；是对人的各个不同侧面进行综合研究，而不是专门研究人的某一个侧面；是既对人作静态的研究，又对人作动态的研究，不但要揭示静态的人的本质，还要揭示动态的人的存在和发展的规律。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人学研究的对象与哲学人类学研究的对象的主要区别在于：哲学人类学往往是从人和动物的区别上来谈人这个族类的特征，较少论述个人；哲学人类学大都从人类生命的某一现象来理解人在这一领域的“完整性”，较少综合研究人的各个侧面；哲学人类学往往忽视人的实践活动和社会关系的作用。而人的哲学，可以说是人学的最抽象、最一般、最核心的部分，是人学的最高层次，但它不怎么注重与具体科学相结合，不像人学那样，是从人的各门学科的联系中，对完整的个人进行综合研究。

　　应当说，黄枬森关于人学的一系列思想观点是具有原创性贡献的，为我国人学学说、人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是对人性和人的本质的界定。人性、人的本质是人学的根本问题，它回答“人是什么”的问题。

　　人是什么？人性和人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人学问题的核心，因而几千年来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在历史上，人们往往把人性与人的本质混为一谈，彼此相互替代。为了把二者区分开来，黄枬森主张将人的属性划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指人的一切属性，包括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即人的属性；其次指人的基本属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属性，即人性；最后指人的最基本的属性，在所有的人性中起决定作用，即人的本质。人的属性是外延最大的概念，是指人在与他人、他物发生关系时表现出来的种种特征。它是一种关系范畴，人在与社会发生关系时，表现出来的更多是人的社会属性；在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意义上，表现出来的主要是人的自然属性，等等。其中，其自然属性不能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所以不是人之为人的属性。而人的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任何一个方面都能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是属于人性的一些特征，且都是后天形成的，是社会的产物。黄枬森认为，人的本质是人之所以成其为人而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特征。马克思对此早已作出科学回答，即人的本质就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使用人类自己制造的劳动工具改造自然的活动，亦即生产劳动，更广泛一点讲，即人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总是把理性、意识和思想看作人的本质，事实上，理性、意识和思想虽然能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却不能产生出人的各种属性并使之得到逐步发展。既能把人和动物从本质上区别开来，又能产生人的各种属性并使之得以发展，也就是使人成其为人的根据，是人的生产劳动。因为，第一，通过生产劳动，确证人是有意识和自由自觉的类存在物，这种存在物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第二，生产劳动产生了人及其语言、意识、社会性和对自由的追求，并使人及其属性得以发展，思想和意识则不能；第三，生产劳动是使人摆脱动物且作为人而存在的根本条件。尽管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过，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这实际上只是强调不能离开社会关系的总和来谈人的本质，人的本质的具体表现形式在不同社会条件下是不同的。人性主要侧重于人区别于动物的全部类特性，这种类特性是由人的本质表现和实现出来的。人性是共同性，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的，因而是抽象的。有些学者认为，对人的本质或人性进行任何抽象都不是马克思主义，都是抽象人性论，其根据就是马克思曾批评过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黄枬森明确指出，对人性是可以进行抽象的，马克思反对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性论，但不反对任何对人性的抽象。他分析了抽象在人类认识中的作用，认为抽象是把事物从感性事物中区别开来加以把握的思维能力，是认识摆脱感性的具体性而向理性过渡的能力，没有这种能力，人们就无法把握事物的本质，无法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只是人们在进行抽象活动时，容易犯夸大和歪曲的毛病，最常见的就是使共性脱离特殊性和个性，把抽象变成了空洞，这是非科学的抽象。科学的抽象，是把根本的深刻的共性抽象出来，即把本质和现象区别开来，把各个层次的本质抽象出来。所以，对于人本身而言，问题不在于能否抽象，而在于如何科学地抽象。只要我们承认人是一个类，就回避不了对人的共性的抽象。人的共性很多，抽象的主要任务，是把人的最根本的共性抽象出来。我们平常所说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人性论是抽象人性论，就是因为它离开社会关系来抽象人的本质，离开历史性、时代性来谈人性，把人性看成是凝固不变的东西，这是对人性或人的本质的非科学的抽象。

　　这些思想观点，对研究人性和人的本质问题作出了理论贡献。

　　5.文化研究的推动者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人是价值的主体。按照逻辑，黄枬森又进一步去研究文化问题。

　　在我国文化研究热的背景下，针对人们对文化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等问题的分歧，黄枬森进行了深入思考，发表了一些独到见解，拓展了对文化问题的研究。

　　一是在文化的概念上，黄枬森认为，对文化可以有三种理解。一种是广义的，一种是狭义的，一种是更狭义的。广义的文化无所不包，人类社会里的一切东西都是文化；狭义的文化专指精神文化，确切说就是指人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最狭义的文化就是文化部门所涉及的文化，包括文学、艺术以及教育水平、知识水平。黄枬森强调，作为一个科学概念，对文化应作第二种理解，即精神文化。因为这种理解符合一种总的趋势，即把文化同经济、政治并列起来理解。把三者并列，意思是说，文化不是经济，不是政治；经济、政治、文化三者包括了全部社会现象。这种把文化同经济、政治并列起来的观点，已经得到广泛认同。

　　二是在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上，黄枬森认为，应基于唯物史观来理解三者的关系，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对经济、政治具有强大的反作用。这样来理解的文化，就不仅仅是观念上层建筑，而是包括许多非上层建筑的东西。上层建筑是经济制度所决定的，而文化除了由经济制度所决定的那些方面外，还包括在各方面都起作用的方面，如语言、思维形式。

　　三是在文化的定性和分类上，黄枬森指出，人们往往用空间和时间来分类，从空间来分类，如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亚洲文化、欧洲文化、非洲文化，用时间来分类，如古代文化、中世纪文化、现代文化等，这种主要根据空间和时间来分类，还说不清楚文化的性质。黄枬森认为，要弄清楚一种文化的本质及其特点，就要根据它的经济、政治状况来定性，应主要根据文化同经济、政治的关系，来理解文化的类型。

　　四是在文化的外延上，黄枬森认为，应该包括12个方面。即：科学技术，经济思想理论，政治法律思想理论，语言文字，道德伦理观念、道德伦理理论，宗教现象，文学艺术，哲学和社会学说，教育和教育思想，新闻出版事业，公共文化设施及其活动，民间文化。

　　五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上，黄枬森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农业封建主义文化，这个文化，辛亥革命动摇了它的政治基础，而新文化运动使它遭到了根本性打击。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随着革命的进行，传统文化中的落后部分逐渐被摒弃，且在中国土地上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因此，要注重研究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问题。

　　以上五点，可以看作是黄枬森对文化问题的基本看法和独特见解。

　　黄枬森自谦地认为，他并没有构建自己的什么哲学思想体系，也根本不想提出他自己的什么哲学思想。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科学，它和任何其他科学一样，是集体的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他主要是把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和建设的，在这个事业里，他作出了一些贡献。如果一定要说他有什么哲学思想，那就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的一些独到理解。

　　《光明日报》（ 2020年05月11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