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7年起，河南考古人连续三年深入蒙古无人区，揭开了两座匈奴贵族墓的面纱，出土的“鎏金银龙”等文物，更是世所罕见。在美国考古杂志《Archaeology》评选的2019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中，“银龙之墓”榜上有名，这也是中国专家境外考古首次获此殊荣。

　　这次异域考古为何备受关注？在于匈奴是我们熟悉的陌生人。他们曾是横行亚欧大陆的天之骄子，也曾被霍去病“封狼居胥”打到了老家。分裂成南北两部后，南匈奴逐渐融入汉族，而北匈奴西迁神秘消失，成了国际史学界未解之谜。虽然昭君出塞、苏武牧羊等跟匈奴有关的故事尽人皆知，但匈奴是什么族属，有没有文字，说什么语言，甚至长什么样子，至今仍众说纷纭。

　　千古谜题如何求解？埋藏千年的遗物或可回答，这次境外考古，就为解谜提供了难得的一手资料。那些出土的文物仿佛在讲述一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两千年前欧亚大陆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也看到了农业文明和草原文明的碰撞与交融。

　　汉代玉璧

　　从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驱车向西500多公里，天高云淡、水草丰茂，这里是杭爱山山麓。蒙古的重要河流色楞格河就发源于此，它一路向北最终流入贝加尔湖。对中国人来说，杭爱山还有一个更为熟悉的名字——燕然山。

　　勒石燕然，说的是东汉永元元年(公元89年)，车骑将军窦宪北伐匈奴，一直打到燕然山，全歼了北单于主力，随军的班固写下《封燕然山铭》，刻在摩崖上记功的故事。

　　这一战，彻底打垮了北匈奴，使其脱离了漠北高原，往西远遁，因此有关燕然山的典故在唐诗宋词中俯拾皆是。王维的《使至塞上》，很多人只记得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却忘了下一句“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别看燕然山这么出名，具体位置一直很难确定。清朝时，官方地图才确认杭爱山就是燕然山。不过，让人大跌眼镜的是，2017年中蒙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处摩崖石刻，其上的汉隶就是班固所书的《封燕然山铭》，这也确定了燕然山的真实位置：不是整个山麓，而是杭爱山东南一个面积很小的孤立山丘。

　　燕然石刻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被牧民发现了，多国研究均未破解，中国专家对照《后汉书》一读，当即确认为《封燕然山铭》。这无疑证明了中方在匈奴考古中独一无二的优势——对历史文献的熟练运用。

　　由于没有文字传世，关于匈奴的历史，大多存于中国的古代文献中。司马迁是匈奴同时代人，他在《史记·匈奴列传》中首次详细记述了匈奴人的历史、习俗，以后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著作也有对匈奴的记载。

　　然而，作为曾经对立的两个超级大国，秦汉对匈奴的记载，大多是因为双方磕磕绊绊，而对其军政大权进行的观察，有关渊源来历、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则寥寥无几。这就好比邻里之间流传的八卦，说到细节，外人的描述难免有一定的局限和偏颇，这也使后人的解读出现了许多争议的地方。

　　随着匈奴的分化和迁徙，其名称在南北朝后期就从中国的史书上消失了，曾经的天之骄子竟然不知去向。以至于又过了300年，当一个草原民族突然横扫欧洲，间接灭掉了东罗马帝国后，很多人都愿意相信，这就是匈奴最后的荣光。

　　文献记载不足，更多信息，还得靠考古发掘。1912年，一位俄国淘金者在蒙古诺音乌拉发现了一座不同寻常的古墓，由此揭开了匈奴田野考古的序幕。

　　匈奴强盛时，疆域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破解匈奴之谜又是当今国际学术界的热点，因此蒙古很早就成了国际考古合作的大舞台。早在中蒙合作之前的数十年，已经有包括俄、美、法、德、日、韩等不少国家，在蒙古境内进行了发掘。

　　2004年，中蒙两国开始就考古问题进行接洽，会谈时，蒙古学者对来自内蒙古的专家说：“我们既是邻居，又是亲戚，你们早该来！”一句话拉近了彼此的关系。

　　此后的合作，不仅发现了《封燕然山铭》，还找到了“龙城”，中方领队、内蒙古博物院院长陈永志表示，杭爱山所在的后杭爱省，很可能是当年匈奴统治的腹地，而漠北匈奴人进行“春夏秋”祭祀的单于庭“龙城”，很可能就是联合发掘了五年的三连城遗址。

　　虽然收获颇丰，但在2004年到2016年的十几年间，与蒙古联手考古的主要是内蒙古专家。直到“一带一路”和“草原之路”的战略对接后，中方的队伍才多了起来——2017年6月出访杭爱山的河南省文物考古代表团就是其中之一。

　　河南是中国的考古大省，但到境外考古还是第一遭。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派出周立刚担任这一项目的中方队长，他是海归博士，曾在美洲落基山下考古，也发掘过曹操高陵陵园，可谓少壮实力派。蒙方带队的，则是乌兰巴托大学考古学系主任、主持发掘了高勒毛都2号墓地1号大墓的额尔登巴特尔教授。

　　“去蒙古之前，对高勒毛都2号墓地的了解只限于一些片段，看到文物，震撼程度远超想象。” 周立刚说，他是最先与器物相遇，而后开始这段考古之旅的。

　　乌兰巴托大学考古学系的博物馆很小，里面的陈列品几乎都是从高勒毛都2号墓地1号大墓及其陪葬墓出土的。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成套的金银车马器，也就是马身上穿戴的首饰。“国内近年来最吸引人的考古发现莫过于海昏侯墓，尤其是出土的马蹄金让人惊叹不已。然而这些成套的金银车马器出现在眼前时，带来的却是另一种震撼。” 周立刚说，海昏侯墓出土的马蹄金无疑是财富的直接展示，而这些金银车马器除了展示财富之外，还展现出草原文明高超的艺术造诣。

　　最大的圆形金器直径13厘米，长条形金器长度也近30厘米，除了尺寸惊人之外，上面的独角兽纹样更是风格独特。额尔登巴特尔教授解释说，独角兽是匈奴人的图腾之一，即便是现在，牧民也不会伤害独角的动物。

　　一只蓝白相间的玻璃碗也分外显眼。别看这只碗出土于陪葬墓，却是典型的罗马器物。它是如何自欧亚大陆另一端来到草原深处的？这显然是与丝绸之路有关。

　　一件直径18.5厘米的汉代玉璧，更是让见多识广的专家们十分惊讶，“其精美程度即使在全世界也很难找到与之匹敌者”。

　　说起玉璧的来历，额教授顿时兴奋起来：

　　清理到M1主墓墓室底部时已是寒冬。为了赶在大雪到来之前完成工作，发掘人员实行三班倒24小时作业制。一天半夜，他刚从工地回到蒙古包内准备休息，一名学生气喘吁吁地跑来找他，说是有紧急情况汇报。

　　因为当时进行的是深达21米的地下作业，周边的流沙稳定性很差，教授以为是流沙引发了安全问题，吓得马上站了起来。他没有详细询问就直接跑到坑底，只见工作人员围成一团，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沙土中一片金灿灿的器物。

　　原来，棺椁嵌套在一起，被分隔成三个部分，除了安葬人骨的部分，另外两个隔室并没有被盗墓者破坏。其中一个隔室里整齐堆放着成套的马饰，包括一套金饰和两套银饰。安放人骨的棺室虽然被破坏，但这块紧贴棺材板的玉璧却逃过一劫。

　　蒙古学者非常肯定地认为，M1就是一代匈奴国王的墓葬，也就是汉朝文献中记载的单于墓。至于到底是哪位单于，教授团队对M1出土的皮革制品进行了碳14测年，表明年代应该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一世纪，也就是我们的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线索了。

　　在高勒毛都2号墓地中，类似M1的大型墓葬还有近百座，表明先后数代国王或者贵族均葬于此地。这个墓地究竟使用了多少年？葬的是哪几代国王？至今仍是谜。

　　“草原文明、汉代中原文明和西方罗马文明在草原深处的一个墓群中的交汇，让人颇有时空穿越的感觉。”冰山一角就如此惊艳，让周立刚对高勒毛都2号墓地愈发神往，迫不及待地要一睹它的真容。

　　匈奴王陵

　　下午6时，北纬48度的地方依然艳阳高照。在杭爱山山麓的松林里，一个个石头堆遥遥在望。很难想象，这些并不引人注目的石堆下，埋葬着骁勇善战的匈奴王者。

　　王陵坐落在一片北低南高的山坡上，东西长2200多米、南北宽1300多米，北侧有一条叫做鹿河的小溪流过，东西南三面都有缓坡围绕。如果将高像素的航拍照片放大到一定程度，可以明显看到地面露出的墓葬轮廓。这些墓葬的积石有的高出地面近1.5米，有的则已经完全被掩埋到草皮之下。

　　为什么选这儿作为安息之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蓝万里博士认为，这里紧靠匈奴人的母亲河，墓地所在的小环境避风，适合冬季扎营，旁边还有石头山便于取石，这都可能是匈奴人眼里的好风水。

　　为什么叫高勒毛都2号墓地？1号又在哪里？原来，Gol Mod在蒙语里是丛林之中的意思，在后杭爱省境内，有两个小地方叫Gol Mod，而且先后都发现了大型的匈奴贵族墓地，只好加上编号以示区别。其实，这两个墓地的直线距离足有60公里。

　　不过，两个同名的墓地冥冥中也有联系。2001年，一个参加过1号墓地发掘的牧民偶然进入2号墓地，他发现那些似曾相识的积石后，立即告知了正在附近开展工作的额教授。额教授起初将信将疑，毕竟他在这一带已经调查多年，怎么会遗漏了这么大规模的墓地呢？

　　额教授只派了一个学生去核实情况，没想到却发现了一个墓葬群。详细调查后，结果更惊人，这里的匈奴贵族墓，数量众多且规模巨大，可算世界前三。随后十年间，教授和他的团队对M1号墓和它的28座陪葬墓进行了发掘。

　　M1并不在墓葬群的核心，却是已知最大的一座，它跟中国考古人所熟知的甲字形墓很像——方形或者长方形的墓室，斜坡墓道。额教授认为这是受到汉代贵族墓的影响，并把这一点写进了考古报告。俄罗斯学者则更加明确地指出，这种形制可能是受中国南方楚国贵族墓的影响。

　　“墓葬和葬具，代表着生命最终的归属，最能体现文明的融合。”周立刚注意到，M1主墓是两椁一棺，也就是在棺外还有两层木箱，层层相套，这是明显的中原文化特征。

　　不同的是，匈奴贵族墓顶部有数米高的石砌方台，墓道边缘也有石块标注。每个大墓的一侧，还呈弧形分布着数量不等的陪葬墓，像是一弯月亮。

　　虽然远离人烟，但这里也不是无人光顾。几乎每个大型墓葬的墓室顶部都有一个圆形凹坑，额教授解释说，较小的凹坑可能是墓内棺木塌陷形成，但是较大的凹坑肯定是盗墓所致。根据他们的调查，大部分墓葬都被不同程度的盗扰。

　　专攻植物考古的蓝万里告诉记者，此地的树，是近两百年内，才由从西伯利亚吹来的树种落地生根而成。2000年前，这里还没有树木，荒原之上，数米高的石堆自然十分扎眼，也招盗墓者惦记。很多凹坑上已经长出了直径五六十厘米的大树，说明盗洞是很久之前的。

　　有意思的是，M1大墓虽然20多米深，但盗墓者一个盗洞就精准地打到了棺上，他们对墓室结构如此熟悉，而且是团队作案，却视金钱如粪土。

　　“可以比较有把握地判断，墓里的文物肯定是被发现了。”周立刚说，安葬遗骨的棺椁中，人骨几乎被破坏殆尽，但是棺室里的玉璧保存完好。同时，在棺的外部，椁室里成套的金银马饰没有任何扰动，这说明盗墓者的动机并不在于金银财宝。“那么，剩下的动机就只可能是报复了。”

　　《汉书》等文献记载，乌桓人与匈奴人是世仇，曾经大规模破坏匈奴国王墓葬以进行报复。眼前的盗洞是否就是这种有组织的报复活动呢？其他大墓的盗墓者，也对金银视而不见吗？

　　谜团越来越多，样本量却很小。限于资金，额教授只发掘了1号大墓和其陪葬墓，另外清理了一座很小的甲字形墓，要想有什么结论，还必须继续发掘。

　　作为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学者，额教授一直在寻求与中国合作，因为“地域特点决定，大家的历史都是交织在一起”。而中国的河南考古人，对于与秦汉相爱相杀的匈奴也兴趣很浓，寻求着走出国门一探究竟的机会。

　　初访高勒毛都2号墓地后，双方一拍即合，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合作协议：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蒙古国乌兰巴托大学考古学系共同实施，对高勒毛都2号地的M189号墓进行联合发掘。

　　千里同镜

　　考虑到气候因素，当地能够开展田野考古的时段只有6、7、8三个月，中方人员立刻回国，紧锣密鼓地准备下一趟正式发掘之旅。

　　一个月后，一支年轻而精悍的考古小队从郑州出发了。队员都是80后的博士和硕士，他们专业方向各异，每个人在自己的业务领域都是一流的，可谓是“河南考古天团”。

　　这支队伍到蒙古后，对方的惊讶写在脸上，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中国考古学家必然是白发苍苍的学者。看来，“天团”唯有证明自己的实力，才能让对方刮目相看。

　　田野考古中，科技水平主要体现在各种测量和记录工具上。这次，考古小队准备的照相机就有10台，为了延时摄影，多角度全程记录工作过程，他们还冒险在周围的松树上架设了机位。

　　另外，通过无人机的辅助，中方还在高勒毛都2号发现了138个新墓葬。十年前调查时，由于地表植被太厚，盖住了很多墓葬，加上记录手段限制，漏掉一部分。中方到来后，航拍与地面测量相结合，遗漏的部分浮现出来。经过详细踏勘统计，该墓地共计分布有不同类型的积石墓葬571座，包括甲字形贵族墓葬104座，圆形积石陪葬墓326座，独立圆形积石墓葬141座。

　　不过，考古总是充满意外，专家们后来发现，还有更早的墓葬几乎全被草皮盖住了，很难发现，而且，这个墓就藏在考古队营地中央。

　　“中国北方的考古学家在面对南方的遗迹时，也会有点蒙圈，何况这是千里之外的大草原。”周立刚说，中蒙考古方式的不同，在发掘第一天就显露出来。

　　上午8时，中方队员还没有来得及用无人机对墓葬区进行低空摄影，进行RTK测绘、架设延时摄影机位，就发现蒙方教师已经带着学生准备开工了。为了留下墓葬区的原貌资料，中方及时沟通，蒙方也微笑着停下来，把时间留给了中方。

　　差别最大的，是对墓坑的处理。中方习惯根据地表颜色差异，画出墓坑的轮廓，然后用刷子和小铲沿边缘向下清理，而蒙方则是整个工作面向下推进，这让中方很不理解。对于分歧，乌兰巴托大学的师生们并没有坚持己见，而是表示可以按照中方的办法试一试。结果，往下清理了不到半米就发现，这里的流沙细软，很容易塌方，最终采用了蒙古的传统做法。

　　谦虚又严谨的河南考古人，很快就和蒙方教师、蒙俄两国学生建立了默契。“当然，周末一起喝点小酒，互相交流一下想法，也是很有必要的。”周立刚说，在这个国际化的考古平台上搞外交，酒量不能太小。

　　在高勒毛都2号墓地内，M189并不显眼。从地表上观察，它顶部的凹陷比较小，推测可能没有被盗。之所以选它，就是希望收获大一点。

　　然而，2017年发掘的12座陪葬墓，从1号到5号都非常小，没有出土任何随葬品，甚至连一块陶片都没有。6号陪葬墓出土了两件铁镞(铁箭头)，就让大家兴奋了半天，可接下来的7号陪葬墓又是空空如也。

　　此时，联合考古已开展了一个多月，如果规模这么大的团队，只有这些发现，显然会非常尴尬。额教授那几个星期都心情沉重，说了很多次sorry，抱歉自己没选好工作地点。

　　其实，“没有遗物，也是一种重要现象”。周立刚特别注意了M189陪葬墓中人骨的情况，他发现陪葬墓里的人骨大多无头，下肢未经扰动。看来，盗墓者跟匈奴确实有深仇大恨，连陪葬的都要“鞭尸”泄愤。

　　虽然尸骨保存得很差，有的连牙齿也没留下，但可以肯定的是，陪葬墓群南部的是小孩，北部是成年人，与墓主人的关系比较近，有些可能是护卫。

　　最关键的，他们都是可怜的殉葬者。《史记》记载的匈奴葬俗“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百人”。目前虽然没有发现数百人殉葬的情况，但是可以确定，殉葬制度是存在的，陪葬墓里的人是与他们的主人同时下葬的。

　　转折发生在8月26日。虽然已经过去两年，但周立刚清楚地记得，清理8号陪葬墓的蒙方教师突然大叫道：“立刚，有器物！”顺着手指的方向看去，一个灰褐色陶罐，端端正正地立在沙土里，这是一个多月来发现的第一件完整陶器。闻讯赶来的额教授脸上乐开了花，对学者来说，陶器是判断年代的可靠线索，比那些奢侈品还稀罕。

　　三天后，他们又在这座墓葬的底部清理出一枚铜镜，尽管只是碎片，但 “内而清而”四个汉字清晰可辨，属于比较典型的西汉昭明镜铭文。在千里之外的草原，在2000年前的古墓中，发现了熟悉的文字和器物，中方队员顿时有了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随后的发现可谓高潮迭起，这12座陪葬墓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出土了5件完整陶器、1件铜鍑、3枚铜镜。队员们在时而沮丧、时而惊喜中，居然把金、银、铜、铁、玉等质地的文物都集齐了。

　　天气越来越冷，草原也开始变黄，属于这里的考古季节即将结束。送别时，额教授从床底下拿出了收藏已久的伏特加，在场的人都相信，明年，在旁边那座巨大的主墓中，还有更多惊喜等着他们。

　　盗墓阴影

　　有了第一年的磨合，第二年本应是个丰收年。周立刚计划，2018年主攻M189主墓，争取当年解决战斗。

　　然而，老天似乎不随人愿。草原的天气在6月初忽冷忽热，昼夜温度从白天的20多摄氏度到夜里的－2摄氏度，说变就变。队员们刚到没几天，就突降冰雹，十几分钟内，地面堆了十几厘米厚的雹子，算是给考古工作来了个下马威。

　　2018年夏季的三个月，进展并不顺利，“主要是缺人手”。百十人一起考古的大场面在国内司空见惯，在这里却不可想象。

　　无人区里的营地，距离最近的小城市150公里，距离乌兰巴托市600多公里，方圆50公里范围内，没有人类定居点，没电、没网络、没信号、没自来水。几块太阳能电池板也只能为相机、电脑等必要设备供电，队员们过着几乎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夜晚还要两股战战地伴着狼叫入眠。

　　能招募来的队员，大多是蒙古和俄罗斯的学生，他们来这里田野考古，也是暑期实习，每人每天七八十块人民币的工资，几乎承担了所有的体力工作。

　　M189与M1比，可谓小巫见大巫，但墓室边长也有约30米，墓道长20米，把三四十人撒在这么大的平面上工作，很难见效。

　　而且，M189还是一座流沙墓，人站在坑中，能听见边上的沙子嗖嗖向下滑。和中原不同，这里的流沙墓不仅中间填的是流沙，坑边的草皮层之下，不出10厘米，也完全是粉状黄沙。追求完美的中方队员曾试图在沙土中切出齐整的探方壁，但只要有人稍微在远处跺一下脚，立马千沟万壑。

　　越往下越危险，安全问题始终悬在头顶。如果是在国内，各种加固防护，材料措施都齐全，流沙自然不是问题，可在这里，连钢管和管扣都是从乌兰巴托运来的，防护上难免捉襟见肘。最悬的一次，用钢管搭起来的防护墙被流沙挤变形了，管扣如子弹一般射了出去，幸好没有打到人。

　　最让人抓狂的还是清理遗迹，准备照相。经常是花了半个多小时仔细刷完，一切都准备好了，小风一吹，边上的细沙唰唰下落，还得重头再来；再次刷完，爬出探方时蹬掉一块探方壁，又得重来。

　　这个墓葬的结构也在和专家们捉迷藏，不知为何，匈奴人修葺了两层形状不同的石头网格，墓室中部还发现了石砌围框以及鱼骨状分布的木头层，这些特征均与以往发现的匈奴贵族墓截然不同。

　　眼看到了8月底，已经往下挖了6米多，还没见到棺椁，考古季就这么结束了。

　　这一年，物件上的收获主要来自年代久远的盗洞，从中出土了一些漆器、金银器碎片，器物包金和镶嵌绿松石的特征，足以证明墓主人是个贵族。

　　2018年发掘不完本是小事，可万一结束时的平面刚好接近棺椁，冬季被人破坏，那就糟糕了。这里虽然是无人区，但由于媒体近年来的宣传，已经有几拨盗墓者光顾过了。“2018年的三个月我每一天都是在焦虑中度过的。”周立刚说。

　　越是怕什么，越是躲不过。2019年春节刚过，周立刚就接到额教授的电话，最坏的事情发生了，M189号墓再次被盗。

　　5个专业盗墓贼趁着大雪封山之际来到墓地，在考古队发掘的平面上，用专业的工具又向下钻了4.7米。也许是流沙危险，也许是天气太差，他们最终没有挖到棺椁上。

　　幸好当地牧民及时发现，蒙方又迅速派人加以保护，这伙持枪的盗墓贼被抓了，M189墓才幸运地毫发未伤。“如果被盗墓贼搂了底，岂不成了国际笑话。”想起这事，队员们至今仍感到后怕。

　　专家们隔空连线，对这次盗墓的情况进行了会商，可谓有喜有忧：喜的是盗墓贼半途而废，完全没收获；忧的则是，4.7米还挖不到底，这个墓到底有多深不可测？如果像M1大墓那样深达21米，岂不是危险性大增？为此，中蒙双方都加紧了前期的工作。

　　棺上人骨

　　2019年初夏，所有人都憋着一股劲，要一举揭开M189的面纱。六月开工后，只用了两周多，队员们就在距离墓顶约11米的深度发现了木椁。

　　当他们对木椁的棚板进行清理时，一个奇特的现象发生了：在棺椁上趴着一具完整的人骨。“这是我们在整个高勒毛都2号墓地发现的第一具完整人骨，但他却以这种很奇特的方式与我们见面了。”蓝万里回忆说。

　　棚板的断裂坍塌让这具人骨产生了位移，但不难看出，“他上半身陷入椁顶中部，手压在胸部，整个人面部朝下，趴在了棺椁的边缘。”蓝万里告诉记者，“后来还是通过腿部位置，我们才确定，他之前应该是趴在椁板之外的。”

　　更曲折的是，主棺开启后，里面竟然没有任何人骨。这就让蓝万里心中产生了无数问号：“这个趴在棺椁上的人，是不是墓主？难道墓主是被盗墓贼拖出了棺外？”

　　最终，位于人骨身下的鎏金银龙成了关键线索：盗洞是从封土垂直打下来的，打通棺椁后，又横向延伸到了棺椁东南，安置随葬品的箱子就放在那里，木箱里还残存着另一只鎏金银龙。

　　结合被盗一空的棺内随葬品，和正好位于这具人骨不远处的盗洞，以及盗墓者为了防止盗洞坍塌而搭建的支护结构，队员们猜测，这具人骨很可能是得手后还没来得及脱身的盗墓者，偶遇盗洞塌方而被掩埋于此。

　　另外，在尸骨身上还发现了甲片，说明他可能是穿着铠甲的士兵。内蒙古大学的齐木德道尔吉教授，曾到高勒毛都2号墓参观，他在一篇论文中推测，盗墓者应该与窦宪大军有关。

　　通过比对班固刻在摩崖上的《封燕然山铭》与《后汉书》上的记载，他发现了多处细微差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班固在《后汉书》中对捣毁匈奴墓一句做了润饰，写得更为隐晦。东汉之所以能大败匈奴，主要是采取了“以夷制夷”的策略，窦宪所率的，是包含各个少数民族的联军，都跟匈奴有仇。他们借机泄愤，引大军捣毁墓地，也是极有可能的。

　　这一看似合理的猜想能经得住科学验证吗？周立刚介绍，他们先后测了7个样品的碳14年代，包括墓葬中的木头、骨骼、盗洞的支护结构等，“根据最新的研究结果，不排除这具尸骨是墓主。”

　　根据测定，墓葬建造年代应该是公元前49年到公元72年之间，相当于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之间，盗洞是东汉早期。尸骨年代和盗洞年代接近，和墓葬建造年代也有一定重合，并不能完全肯定就是盗墓者。最关键的问题，棺内没有任何骨骼遗存，这不合常理——盗墓者不可能把尸骨全部运出去，因此不能排除是墓主的可能性。

　　“虽然不知道墓主人是谁，但可以肯定，他在贵族中算是与众不同的，这主要体现在葬俗中。”周立刚说，墓主人没有随葬草原文化青睐的马车和马头骨，陪葬品中，中原味道十足的玉带钩和银龙倒是首次发现。

　　“这对鎏金银龙，大概8、9厘米长，分别位于外椁棚板上部人骨身下和椁内，造型基本一致。”根据其弧度分析，它们应是某种器物上的耳鋬，起把手作用。之前蒙古方面也曾在其他匈奴墓葬里发现过雕刻有龙形纹的器物，但是像这种单体龙形的器物在匈奴贵族墓葬中还是第一次发现。

　　从造型看，这对银龙“兽身飞羽、鳄吻回首”。其躯干是哺乳动物的造型(蒙古学者认为是猎狗)，而不是后来大家常见的爬行动物，同时背部颈部都有飞起的羽毛。嘴为鳄鱼嘴，向前突出，牙齿明显，头是回首状。很多的细节，包括牙齿、眼睛、羽毛，都做得很细致。周立刚认为，这个龙与汉代壁画、画像石、瓦当上龙形非常相近。

　　玉带钩的中原情结就更浓了。匈奴人披发左衽，皮衣用的金属带扣，跟现在的皮带扣很像，结实耐用。玉带钩则用于丝质腰带，装饰性强于实用性。

　　“这种高等级器物，比如玉器、金银器，显然是通过馈赠的方式或者贸易的方式传到匈奴的。”如果把思路放开一点，文化的互动交流，其实是包含多种形式，战争、贸易、官方往来、民间交流，都会让双方互通有无。

　　蓝万里在清理棺椁时，在棺木底部还发现了明显的分层结构，通过提取物分析，其中大有玄机：棺内底部曾经铺着数层织物，中间夹杂着带壳的黍、少量的藜、大量木屑、少量炭屑，最后用织物纳尸。

　　“我们推测，大量的木屑可能是用来除湿的。”但是，作为游牧民族的匈奴，很明显不会种植黍和藜这样的农作物，因此它们的来源和用途目前仍待定。

　　截至2019年7月7日，经过3年的努力，M189的主墓已全部清理结束，厘清了墓葬结构、回填沙石的堆积形态、棺椁形制、墓葬年代、被盗时间等一系列相关问题。虽然出土的器物不多，但可挖掘的故事却一点都不比M1少。

　　意外之喜

　　M10的发掘本来在计划之外，没想到却成了最大的惊喜。

　　2019年夏，中方安排了两个组先后赴蒙古考古，谁想M189并不深，第一组一个月就顺利地完成了的发掘工作。第二组怎么办？到境外考古的机会非常难得，如果二组不去了，岂不是太遗憾？为了培养和锻炼队员，中方决定按计划派出第二组。

　　第二组干点什么呢？双方协调，决定在高勒毛都2号墓地边缘发掘一个很小的甲字形墓，一方面看看小型甲字形墓与大型的究竟有什么区别，另一方面也让二组队员经历一个完整的发掘过程。

　　M10有多小，数据比较非常说明问题：M1是大号的，总长80多米，深20多米；M189算是中号的，总长50米，深12米；M10是小号的，总长13米，深不到5米。

　　也许是小到了入不了盗墓贼的法眼，也许是距离其它墓葬较远，发掘之后，本来满心沮丧的二组队员发现自己竟然捡到宝了——M10是高勒毛都2号墓地中唯一一座没被盗过的甲字形贵族墓。

　　二组队员刚挖到距顶部1.8米深，就发现了1驾马车和15个马头骨。马匹在匈奴人的生活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平时是作为交通工具，战时则成为战马。随葬马匹的数量也彰显了主人的身份，以1号墓为例，墓室中烧了十多辆马车，埋了20多个马头。这么一个小小的墓葬，却有15个马头，实在出乎意料。

　　在距顶部约4.9米时，暴露出了木质葬具。虽然只是一棺一椁，但棺上有织物覆盖的印痕，棺内有1具完整人骨，仰身直肢，头向北，面向上。

　　没有被破坏过的遗骨，在匈奴墓中也分外难得。有关匈奴人的体貌特征一直争议很大，王国维引证《晋书》中关于羯胡相貌特征的描述，推论匈奴人的面貌亦应是深目、高鼻、多须而与西胡无异，黄文弼则根据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石雕，刻画匈奴人是“面阔多须髯，唇厚鼻平，目小，其眼睑作三角形”。匈奴人到底长什么样？M10难得的全尸很可能成为专家研究的一个样本。

　　随葬品中，蒙方最为看重的是一套铁胎包银马饰。这是成熟的当地工艺，很薄的银子捶打出形状之后，包在铁质底座上。多年发掘资料显示，成套的金银马饰是匈奴贵族的身份象征之一，非常珍贵。目前发掘出的成套马饰不多，就连M1号墓的马饰也不一定齐全，但M10完全没有被盗，马饰肯定是一整套，这为专家们研究马饰组合提供了重要参考。

　　中方最为看重的则是玉剑璏，这是古代宝剑上的玉饰之一，穿系于腰带上，可将剑固定于腰间。虽然玉器在已发掘的匈奴贵族墓中并不罕见，玉璧、玉璜等都有，但发现玉具剑的构件尚属首次。

　　一方面玉具剑在汉代代表高贵身份，汉代皇帝赐予匈奴单于玉具剑的记录，仅有呼韩邪单于一例，更加说明其特殊性；另一方面M10的规模又非常的小，不像是等级特别高的贵族，所以这个现象很令人迷惑。

　　“我们当然不能因为文献中皇帝赐玉具剑的记载就说这个人是单于。而且，接受玉具剑的是呼韩邪单于，时间是公元前51年。这个墓葬太小了，年代晚一百多年，但是不排除墓主与呼韩邪单于有某种关系。具体是什么联系，就不好随便揣测了。”周立刚目前仍在对发掘成果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在高勒毛都2号墓地中，已经发掘的甲字墓，大多建造于公元前后这一百多年，也就是中国的西汉末年到东汉早期。从历史上看，这一百年也是匈奴兴衰存亡的关键时刻。

　　公元前58年，五单于争位，匈奴内乱。郅支单于率部众退至中亚康居(今哈萨克斯坦一带)，入长安朝贡的呼韩邪单于则得到西汉支持，占据了漠北王庭。公元前33年，王昭君出塞嫁给了呼韩邪单于，从此边境友好达30多年，直到王莽篡汉，战火再起。

　　公元48年，匈奴内部再次分裂。呼韩邪单于之孙率4万多人对东汉称臣，被安置在汉朝的河套地区，称南匈奴，而留居漠北的则被称为北匈奴。随着东汉国力增强，北匈奴在西域和漠北腹背受敌。

　　窦宪直捣龙城后，北单于率残部一路西逃，从此跳出了中国史学家的眼界。内迁的南匈奴，则在掀起五胡之乱后，逐渐融于汉族之中。

　　从匈奴与中原之间关系缓和，到窦宪一战的决裂，M189号墓和M10号墓均有映照，不仅见证了历史，还拓展着人们对这个消失民族的认识。

　　“田野考古的一手资料最可靠最直接。”周立刚说，从学术角度看，这次联合考古也为中国研究匈奴历史以及欧亚大陆上的文明互动提供了许多珍贵的一手材料。

　　本报记者 孙文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