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工作人员正进行普查登记

　　给古籍上“户口”真不简单

　　发现抢救“命悬一线”的古籍

　　历时13年的全国古籍普查工作将在今年基本完成。记者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了解到，截至去年底，全国古籍普查完成总量达270余万部1.8万函，已占预计总量的90%以上。迄今全国已有2760家单位完成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古籍修复总量超过360万叶。而古籍普查的成果也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分享给公众，“中华古籍资源库”发布资源总量超过3.3万部1500余万叶，国家图书馆超过2/3的善本古籍已实现在线阅览。在此过程中，有些“遁世”已久的古籍重新现身，也有些“命悬一线”的古籍失而复得。

　　在古籍普查工作者眼中，“书卷多情似故人”，而他们也时刻把“不教书林有遗珠”的责任放在心中。

　　古籍发现之旅

　　乾隆“盖戳儿”内府藏书现身西城图书馆

　　北京地区古籍收藏历史悠久，收藏数量庞大，很多古籍收藏单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代、民国。不过，许多古籍都收藏在基层单位，缺乏专业人员进行登记、鉴定。为此，设在首都图书馆的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成立了“流动办公室”，派出普查工作小组，专门负责市属单位的古籍普查和保护工作，开始了古籍“发现之旅”。

　　这个“普查小分队”在长达13年的探寻过程中，曾有过不少出人意料的发现。比如，他们在西城区第一图书馆发现了乾隆时期的内府藏书——《班马字类》。

　　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班马字类》在清代的用途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字典。为什么说它珍贵呢？因为在它上面盖着几个乾隆皇帝的玉玺印章——“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八徵耄念之宝”。“这些都是乾隆皇帝的私人收藏印章，只有收藏到了极为珍贵的书画作品，他才会盖上这几个‘戳儿’。”工作人员说，凡是同时动用了这几个印章的古籍，全部被收藏在了皇帝自己的“私家书库”——天禄琳琅里面。

　　给古籍上户口

　　几十万册古籍信息通过推理判断一点点录入

　　在市属古籍收藏单位中，一些基层单位常常收藏有珍本古籍。当古籍普查小组的工作人员来到这些藏书单位，就会对其中的古籍像“上户口”一样，一本一本进行登记。题名、卷数、作者、版本、装帧、版式、册数、存卷、破损程度一项不落记录在案，并进行拍照留影。

　　给古籍上户口，可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比如这本书，上面没有作者名号和出版商信息，当初在登记的时候，工作人员就费了一番工夫。”工作人员指着一本题为《旧学四种》的线装古籍介绍。

　　在这本书中，作者留下的身份信息是他的一个“号”——东海褰冥氏。东海褰冥氏是谁呢？工作人员拿出了普查工作中最常用到的工具书之一——《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进行查询。按照书中的记录，原来“东海褰冥氏”是清末时期谭嗣同的别号。

　　为了印证这个结论，工作人员再次拿出《中国现代人物大辞典》找出谭嗣同的词条。果然，“东海褰冥氏”正是谭嗣同的“别署”。“北京古籍普查过程中，几十万册古籍信息，都是这么通过推理、判断，一点一点录入的。”

　　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工作人员邸晓平介绍，市属古籍收藏单位共有40余家，古籍80多万册。藏书单位分布较为集中，其中公共图书馆16家、中学图书馆10家、高校图书馆5家。“令人比较意外的是，在北京的中学里，也‘藏’着不少珍贵的古籍文献。”比如，在北京二十四中的图书馆里，就藏着线装书641种4000余册，“其中古籍362种2885册，民国线装书279种918册。抄本、刻本皆有，经史子集四部俱全。”

　　这些古籍收藏是怎么来的呢？北京市第二十四中学的前身为北京私立大同中学校，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和蒋梦麟、谭熙鸿、丁燮林、颜任光几位北京大学教授共同创办的。它的校址位于东城区外交部街31号，原为明代将领李成梁的府第，后为清睿亲王新府。历史悠久，“家底儿”自然比较丰厚。二十四中的古籍藏书就包括睿亲王新府原藏有的一定数量的古籍，北京私立大同中学校的几位创始人带来的一些古籍，以及后来校方采购增加的一些古籍。

　　普查人员发掘纳格拉洞藏文古籍

　　抢救书林遗珠

　　茶马古道峭壁山洞藏着数千叶珍贵佛典

　　距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西北约140公里的格咱乡境内，金沙江支流岗曲河畔的千仞绝壁之上，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天然洞穴——纳格拉洞。2010年，几位上山采药的村民无意中发现了它，从此打开了一个“封印”百年的“秘境”大门。在这悬崖之上、人迹罕至的岩洞里，竟藏着数千叶珍贵的藏文佛典。迪庆州图书馆考察队先后两次进入纳格拉洞考察发掘，共抢救出藏文佛经2285叶。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林世田告诉记者，纳格拉洞藏经的发现，是藏文古籍普查的重要发现，展现了藏传佛教文化在茶马古道上交流、融合、演变的历史轨迹。据专家初步考证，“纳格拉洞藏经”中，除一小部分为藏传佛教宁玛派僧人常用的法事用书和账目记录外，其余均是藏传佛经《甘珠尔》内容，包括《大般若经》、《妙法莲华经》、《般若五部经》等。

　　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2000多叶“纳格拉洞藏经”仍得以较为完整的保存，主要原因在于书叶本身独特的藏纸工艺。

　　数百年前的藏纸采用的是当地独特的狼毒草制作而成，这也给现代修复造成难题。2014年9月，“纳格拉洞藏经”修复被列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专家们通过比较，最终选择使用迪庆狼毒草根汁和安徽潜山的纸浆进行混合，制造出质地与经叶最接近的‘人工纸浆’进行修补。”林世田介绍，“纳格拉洞藏经”修复工程将藏文佛典全部进行了抢救性修复，开启了全国藏文古籍修复的先河。

　　寺庙废墟中发掘出2000多张500年雕板

　　“相较于其他省份古籍的集中保存，西藏的古籍往往秘藏在地处偏僻、远离城市的寺庙里，普查和保护的难度可想而知。”林世田介绍，在西藏，古籍的收藏单位多以寺院为主，“数量多达千家，覆盖了自治区所辖地市的74个县。古籍普查人员必须走遍这74个县才能把古籍著录入册。”

　　就是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古籍普查工作人员“抢救”回了很多珍贵的“书林遗珠”。比如，2013年至2017年间，在西藏山南市加查县达拉岗布寺距今500多年的寺庙废墟中，就发掘出2000多张藏文佛经雕板。

　　不过，由于长时间埋在废墟中，这些经板不仅布满尘土，内容难以辨认，甚至因为长期受潮腐蚀而变形严重。为此，国家图书馆专家及印刷工人奔赴达拉岗布寺进行考察。考察组与僧众一起，花了三天时间将雕板清理完毕。经板上的字难以辨识，又由印刷工人现场刷印，边印边释读。“最初考察组估计有五六百张雕板，只带了近千张纸。没想到，清理到第二天的时候，就已经印出1200多张，三天共计2000多张！”

　　林世田介绍，这批经板的时代经鉴定距今500年左右，经文的完整程度相当少见。西藏古籍保护中心对其进行了补写与重新印刷。“这也是西藏自治区首次将藏文古籍再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相结合的尝试。”本报记者孙乐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