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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研究的新创获——评《刘禹锡新论》

2020-07-29 14:00:43 来源:中国艺术报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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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方坚铭

  肖瑞峰是唐诗研究的资深专家,文才和学识兼备,为学林推重。近几年来,他进入了厚积薄发的状态,研究论著迭出,小说创作也进入丰产期。他的新作,今年3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刘禹锡新论》一书,以40余万字的篇幅对唐代“诗豪”刘禹锡的诗歌创作进行纵横交错的深入考察,不仅体系严整,视野宏通,而且论证严密,精见迭出,堪称唐诗研究的又一重要创获。

  一经一纬,张力十足

  该书上篇是“且随仕履寻诗踪” ,沿着其仕履历史性地探究其诗歌创作。下篇是“试从嘤鸣探诗心” ,“嘤鸣” ,指唱和诗,从唱和诗的角度来研究刘禹锡与中晚唐政坛、诗坛的关系。上篇的纵向勾勒和下篇的横向扫描,形成一经一纬,互为补充,纵横交错,有效地避免了单一视角。

  在这种经纬框架下形成了几大特征:一是研究对象的细化。这是指对于刘禹锡的仕途履历中产生的诗歌作品,予以更细化的研究。无论是在朗州、连州、夔州、和州、苏州、汝州、同州时期,还是重入庙堂期间、晚居洛阳期间的诗歌创作,按其题材分类研究。而对于刘禹锡的唱和诗,该书首次予以系统性整理,并呈现出丰富的文本样貌,史观和诗心兼美。

  二是注重动态过程研究。历史事件和诗歌的发展本身处在动态过程之中。肖瑞峰非常重视刘禹锡的生命遭遇与诗歌之间的关联,尽量予以复原,阐发每个时期的独特风貌。朗州为其诗歌创作的起点,诗人虽自悲身世但不甘屈服,开始了从政治家到诗人的角色转换;连州时期讴歌平蕃胜利,融入地方乡土风情;夔州时期以诗养心,于咏史怀古诗、民歌体乐府诗开拓新境;和州时期袒露胸襟,坚守理想。重入庙堂时期则希冀与失望并存。出牧苏、汝、同三州,心意渐平,去意已决。及至洛阳文酒之会,则俨然一诗豪,“精华不衰” 。作者善于论述同一诗体在不同时期的演变轨迹。如论刘禹锡民歌体乐府诗的演变,从其朗州时期受楚地民歌影响的作品,到夔州时“竹枝词” 、苏州“杨柳枝词”名篇的产生,无不一一予以还原。

  创获良多,嘉惠学林

  在这种经纬框架下,以史识文心行之,该书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其一,诗史结合,多维展示。“诗史互证”是一种重要的文史研究范式,其治学主旨是“在史中求识” 。肖瑞峰在把握有唐一代文史的基础上解读刘禹锡诗文。行文中,作者展示了刘禹锡的仕途履历、精神嬗变、诗歌演变的具体过程。刘禹锡从贬连州刺史开始,到和州刺史,被弃置在凄凉的巴山蜀水间达二十二年之久,直至宝历二年(826年)才罢归洛阳,成为东都闲职官僚、酬唱诗人群体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刘禹锡因任外官,故避开了朝廷中党争的风暴。书中对刘禹锡与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关联亦有研究。中晚唐时期发生的“永贞革新”“平定淮西”“甘露之变”“牛李党争”等重大历史事件,是研究刘禹锡时避不开的。而肖瑞峰在解读作品时更是有不少精妙的抉发。比如,对刘禹锡与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甘露之变”关联研究,就很经典。 《新论》考索发现《有感》中有“死且不自觉,其余安可论”句,即为悼念在此事中遇难的王涯、贾餗等人。这起政治事件,也让诗人去意已决,与残酷的现实政治彻底疏离。

  其二,推进唐代唱和诗研究。首先,对唱和、交游者的考证。如对刘禹锡晚年居洛阳期间,对“刘白诗人群”的梳理。其次,根据不同的对象,研究其唱和诗的侧重点、内容和功用,做到了条分缕析、个案化。尤其是以“牛李党争”为主线,来梳理其唱和诗,显得简明清晰。跟白居易一样,刘禹锡跟牛李两党党魁都保持着交往,跟李党之李德裕、裴度、元稹、李绅,牛党之令狐楚、牛僧孺都有酬唱。当然,在他跟牛李两党人物的交往中,是有亲疏之分的,也有时段性。《新论》对唱和诗进行专题研究,对刘禹锡与交游者的丰富形态予以具体描述,有助于我们认识这批政治家兼诗人的复杂关系和历史原貌。

  其三,深化刘禹锡思想研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新论》附录中两篇文章: 《 〈天论〉与元和年间的哲学论战》 《从〈天论〉到〈因论〉 :刘禹锡哲学思想的演进》 ,可以察见作者出色的哲学思辨能力。作者还深入分析了《因论》的哲学价值和文学技巧,揭示出前贤时彦未覆之秘。古人写作往往文史哲不分家,本书在研究过程中亦注意打通文史哲,进行综合研究,从而颇具穿透力和洞察力。

  要言之, 《刘禹锡新论》 ,文史互证,考论结合,是义理、考据、辞章三合一的学术专著,对唐代文史的熟悉、对刘禹锡作品的体悟、对古代文化生命体的“了解之同情” ,铸就了这部嘉惠学林的《新论》 。

[责任编辑:丛芳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