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为三江的民间文化照张相

　　——中芬三江民间文学联合考察的“前世今生”

　　作者：楼一宸

　　近日，中芬三江民间文学联合考察纪念活动暨考察成果出版座谈会在广西柳州市三江县举行。此次活动，开启了一段尘封34年的文化记忆，也唤醒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民间文艺在世界舞台亮相的故事。

　　世界瞩目的联合考察

　　时间回到1983年，芬兰文学协会主席劳里·航柯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前身）提议，在中国举办民间文学联合考察。在联络协商3年后，双方选定于1986年对广西三江县开展集中的民间文学考察。

　　值得注意的是，劳里·航柯同时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作为“保护民俗”项目工作的负责人，他将此次联合考察活动作为民俗保护的重要实践进行申报。由此，中芬联合考察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民间文化保护典型项目。

　　1986年，中国方面于4月1日至4月3日在南宁举办了全体考察队员的集训，4月4日至4月6日在南宁举办中芬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会， 4月7日取道柳州赴三江县实施考察。

　　联合考察队由来自全国各地的37名中青年民间文学学者和5名芬兰学者组成。中芬学者参与了“三月三”花炮节，在多个调查点就侗族的故事、情歌、耶歌、琵琶歌、款词、侗戏等民间文艺进行了系统调研。考察活动一直持续到15日。

　　此次考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双方学者调查和记录了大量民俗事象、民间文学作品，还有一批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问世。

　　不论是考察过程中，还是考察结束后，中国多家媒体都报道了此次活动。劳里·航柯在回国后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部门报告了这次中芬联合研讨和联合考察的情况，相关经验被融入联合国《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 （1989年出台）中。他还在北欧民俗研究所的刊物N E W S L E T T E R上撰写专文评介此次活动，同时英译刊出了多篇中国学者论文，刊发了采风照片，引发了国际的关注。在芬兰国家文学档案馆里，至今仍有“中国广西侗族”栏目。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较大的一次中外民间文化交流活动，也是中国第一次与外国联合举办针对民间文艺的考察活动，中国民族民间艺术再一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在中国民俗史和民间文艺史上，这可谓是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

　　国际接轨的学术交流

　　以劳里·航柯为代表的“芬兰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民俗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芬兰学派”又称为“历史地理学派” ，力主广泛搜集民间文艺作品的异文，比较差异、探寻原型，最终确定产生的时间、地点和分布情况。

　　这套理论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民俗学的发展，尤其是对民间创作按情节类型进行分类和索引的方法（AT分类法） ，成为许多地方民间作品搜集、整理、出版的重要指引，至今仍在沿用。

　　芬兰学者将当时最先进的学术方法，通过这次联合考察带到了中国，也带来了更加广阔的民间文学的国际动向和前沿态势。可以说，通过考察活动，中国民俗学界首次在真正意义上与世界接轨。

　　而就在当时，中国已经启动了“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程，民间文学的分类、记录、整理、保管、研究、传播、出版等等正有层出不穷的问题涌现和需要应对。“三套集成”的编纂体例深受“芬兰学派”理论和AT分类法的影响。在彼时彼刻，中国学者能够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与芬兰学者同吃同住、同时对同一民俗事象开展学术交流、交换意见，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而从结果上看， 《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出版，也是对完善和丰富AT分类法的一个重大贡献。

　　这次考察还采用包括录像、录音、摄影等比较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科学方法，记录活在群众口头的民间文学作品，观察研究民间文学作品在群众中活的形态和讲述人在讲述中的作用、特点，探讨民俗、风情、文化传统对民间文学的形成、变化的影响，研究侗族传承与现代文明、与其他民族的传承的交融现象，从而研究民间文学的规律与特点。

　　考察的结果固然重要，但考察的过程也深深影响了中国民俗学界。而这一批参与考察的中国学者，如乌丙安、刘锡诚、祁连休等，后来也成为中国民俗学界、民间文艺界的中流砥柱。

　　重回视野的珍贵文献

　　按照中芬双方的协定，此次考察的学术成果将由双方分别用中文和英文出版。1987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下属的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芬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研讨会文集》 ，收录两国学者论文精选30篇。

　　原本计划出版的作品集，由于种种人事变动和形势变化，却一直未能出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批待出版的资料也不知所踪。参加过联合考察并长期主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的刘锡诚，得知时任考察组秘书的王强在澳洲仍旧留有一份完整的考察材料后，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努力下，落实资金和专门负责人员，将这批文献带回了中国。

　　经整理、编目、电子化存档、编辑后，这批近100万字的文献即将进入出版流程，除了包括已经出版过的学术论文外，还汇集了当时搜集到的大量民间文学作品，收录了当时的各种会议材料、工作文件、现场图片等，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还原当时的作品原貌和考察过程。

　　中国的非遗保护工作走在世界的前列，而这批文献的出版也将为中国的非遗保护工作注入生机。它保留了大量的田野考察一手资料，也记录了一段往事，留存了珍贵记忆。

　　联合考察文献的再发掘，也让三江侗族民间文化再一次回到公众的视野。早在改革开放后，三江县文化部门就有意识地挖掘本地民间文艺作品，重新清查书仓书库，广泛发动群众搜集整理民间文学，并向侗族聚居的湘黔桂边界的10多个县约稿，形成了《侗族民歌故事选》 《侗族民间爱情故事选》 《侗乡风情录》等一批较为丰硕的成果。

　　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中芬联合考察后，当地的民间文艺工作并没能继续坚持，当地的文化精英转向了更加热门的纯文学创作和研究。如今，当人们再次造访三江县的时候，它成为了一座旅游城市。曾经中国和芬兰学者考察过的村寨，也成为热门的旅游景点。联合考察的成果，犹如在1986年为三江的民间文化照了一张相，让两个跨越了30多年文化生态的融合成为了可能，也为三江县和其他正在摸索文化旅游结合发展的城市提供了参照。

　　跨越34年的文字，正因为经历了时间的沉淀更显得弥足珍贵。它提醒着当下的人们，“本来”的美好。只有“不忘本来” ，才能“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只有“不忘本来” ，才能收获更加坚实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