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据预测，“十四五”期间，我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老年群体已成为社会关注焦点。老年人通常被认为是流动性较低的群体，然而在城市化、老龄化进程显著加快的今天，中国有一类日益庞大的城市老年流动人口值得关注：为了支持儿女事业、照料孙辈，他们像“候鸟”一样离开家乡“漂”至陌生的大城市，面临着语言不通、文化差异、两地分居、异地医保等问题。根据相关部门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显示，中国老年流动人口数据较2016年近1800万(其中专门为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43%)相比，呈持续增长趋势。随子女流动，身体和心灵处于“双重漂泊”的随迁老人构成当今老龄化中国一幅具有代表性的图景，被称为“老漂族”。对此，《光明调查》近期在光明日报微博发起了关于代际支持视角下的“老漂族”的网络调查，与此同时，记者通过实地体察、深度访谈等形式了解该群体的生活状态，本期让我们走进这样一个群体，倾听他们的声音。

　　“我们小区90%的孩子都是老人带，老人还得负责做饭、收拾家、洗衣买菜。”“在这边带孩子也没个能聊天的朋友，连对门对户都不认识”“老伴儿一个人留在老家，饭都吃不上一口热的。”“无法享受异地医保，到很多药店买药也用不了医保卡。”“刚来的两个月，人生地不熟。现在我是小区广场舞的组织者。她们都爱跟我聊天，说跟我在一起感觉自己也年轻了！”……

　　调研中发现，“漂”不再是年轻人的标签，这些来自五湖四海，为支持儿女事业、照顾第三代而背井离乡，来到子女工作城市的随迁老人群体特征如何？面临着怎样的困惑？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该如何帮助他们实现迁入城市的社会融入？

　　1.“老漂族”群像 儿女在外闯明天 随迁带娃“漂”晚年

　　“早上6点起床做饭，饭后老伴儿送老大上学，我送老二去幼儿园，回来的路上买点菜，上午打扫屋子，午饭后洗洗涮涮再准备上晚饭食材。下午不到三点老伴儿就要动身去接老大，儿子儿媳下班晚，放学后再送他去英语、绘画等各种补习班。疫情在家的时候，天天还要督促上小学的老大上网课、打卡作业。”这是来自山西的杨春玲(化名)与老伴儿每天在北京要面对的庞杂工作。

　　杨春玲老人这样的生活已成为不少大城市随迁老人的生活缩影。据2018年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西安6个城市的老年流动人口平均占总流动人口的12.8%，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调研中发现，在随迁老人的家庭特征上，大部分被照顾的孙辈年龄较小。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梅林在代际支持视角下的随迁老人的研究样本中显示，大多数孙辈都处于小学或未入学阶段，小学及以下阶段者的占比为80.5%。

　　在随迁老人流动方向上，基本与中国人口流动、城市化进程方向大体一致。流入地主要是各类资源集中的大城市，流出地分布在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

　　在随迁老人自身的社会需求上，因其处于流动性的生活状态，在情感支持、陪伴支持、信息支持等方面的社会需求程度高于非随迁老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庄曦在研究报告《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新移民的互联网社会支持》中指出，针对江苏部分区域60岁以上城市居住老年人的调查显示，随迁老人的信息支持需求占比最高，达61.1%；情感支持需求和陪伴支持需求占比较高为45%。

　　在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上，“广场舞”微信群成为老漂族在流入地建立新的交往关系的入口。长期从事老年问题研究的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王艳表示，跳广场舞是当代老年人排解孤独、寻求认同、重建交往的重要途径。微信兴起并在老年群体流行起来后，现实空间已有的广场舞社群走向网络化，通过微信群迅速在网络空间里得到维护、深化和延伸，形成他们在流入地互动交流的交往空间。

　　在调研中，记者深切感受到，随迁老年人往往以家庭利益为居留决策的出发点，一方面心甘情愿，另一方面又迫不得已，两难的背后其自身需求往往被家庭和社会所忽视。

　　2.随迁之“痛” 社交困、消费高、扫码难、代际冲突

　　社交困难

　　张成文两年前和老伴儿从老家山东枣庄到济南帮忙带孙子，对他来说，来到济南虽然“在家庭这个圈子享受到了天伦之乐”，但是“纵观再大一点的圈子，觉得自己疏远了亲戚朋友，自我封闭了”，没有人交流，没有朋友，对门的人都没有来往……提及外出尝试社交，他更是有苦难言。“我们这个年龄再重新建立朋友圈很难，也没有多余的时间，一整天都要看孩子，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

　　从南到北的地域跨度，让来自重庆巫山的邓阿姨在北京带孩子的日子并不舒畅。“我的重庆话别人也听不懂，出门问路都不方便。”

　　离开生活几十年的故土，“老漂族”往往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生活环境不适应的问题。

　　代际隔膜

　　“带孩子再苦再累我都能承受，但我不能受气。”在孙芳(化名)看来，带娃的日子并不舒心。这位来自山西的特级教师，2019年年初就从老家来北京帮子女照料生活，不仅包揽了所有家务，还换着花样做可口的饭菜，“每天累得腰酸背痛”，却常常不能得到孩子的关心，有时还要面对他们从工作中带回的“负面情绪”。“你想要什么孩子不知道，她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射到自己孩子身上了，但她想要什么我们当父母的都知道。”

　　不仅如此，“衣服穿多了还是穿少了”“发烧了是物理降温还是吃药”……育儿观念的差异也成为“老漂族”与子女之间的一大矛盾。

　　夫妻分离

　　三代同堂按理说应该是其乐融融，但调研发现并非如此，不少老年人忍受着漂泊异乡的孤独，有的甚至和老伴儿长年分居两地。

　　老年夫妻异地分隔的情况“老漂族”中也并不少见。自4年前来北京照顾怀孕儿媳开始，刘芳(化名)就与在老家江西工作的老伴儿过上了分居生活。老伴儿患有高血压，担心其身体的刘芳每日视频提醒他服药。然而，刘芳在京的日子里，老伴儿时常随意饮食，身体状态每况愈下。2019年春节后，老伴儿因身体原因突然过世，这使刘芳的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常常夜里躲在自己的房间里流泪。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沈奕斐指出，在照顾婴幼儿时，由于缺乏相关的社会支持体系，双职工家庭往往需要一个照顾孩子料理家务的成员角色，而任劳任怨的父母往往充当了这个角色。从性别角度来看，由于女性承担家务更多，老年女性比男性更为“抢手”，这就导致随迁老人分居的问题。

　　异地医保

　　在随迁老人日常生活方面，异地就医始终是困扰他们的一大问题。来京生活7年的周卫国(化名)对此颇为不满：“除非住院，不然都得自己掏钱，出院以后花了多少钱只能返回当地再报，然而当地有的药费、床位费、门诊费不能报，除去这些以后才能报百分之几十。”

　　由于医保在老家，随迁老人生病就医往往要走繁杂的报销流程，常常面临“垫资跑腿”负担重、报销周期长等问题，再加上大城市医疗费用较高，即使报销后也还要花费一笔不小的开支。

　　针对异地医保的报销，近年来政府已着手推动各地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试点工作，全国已有20个省区市开通了国家平台线上备案。然而，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还尚未普及至全国范围，对于随迁老人而言，“就医难”“就医贵”仍然是其当下面临的一大问题。

　　消费“升级”

　　对于一些随迁老人而言，因受户籍的限制，很多时候无法享受当地的优惠政策，而大城市物价要远远高于老家农村的水平，大城市的消费使他们“望而却步”。

　　“在城里钱少真是很难啊，随便吃顿早餐就几十元，以前在村里几块钱就能解决。”张成文来到济南前，他和妻子在枣庄经营着一家早餐店，为了带孩子，他们转让了早餐店，举家去了济南。没有了经济收入的老张对城市里的高消费难以接受。

　　数字鸿沟

　　2018年，在老家难以独自生活的杨为民(化名)追随老伴儿来到北京照顾孙辈。杨大爷不太会操作手机，每到需要扫码的地方心里都很排斥。“我都拿现金去超市买东西，他们好多地方又不收现金，东西都不会买了。”常常站在顶楼看飞鸟，成为无法使用智能手机的杨为民平日的消遣。

　　随着科技的发展，老人进入大城市生活往往面临“数字鸿沟”的问题，智能手机不会操作，微信支付记不住步骤，智能电器不会使用……这些“数字化”生活中的困难也造成了“老漂族”的不适应。

　　3.缘何而“困” 社会、家庭、技术多重变革交织

　　从“乡里乡亲”的熟人社会到城市社区的陌生环境，让“老漂族”成为“社区隐形人”。王艳表示，由于中国属地化管理、户籍制度的约束以及原生家庭的强大聚合力，“老漂族”的根仍在老家，各种社会身份也留在了老家，他们在流入城市后仍需要往返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间。同时，有别于向往城市生活的农民工群体，因照顾子女生活而来的“老漂族”们对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家乡有着更深的眷恋。他们大部分来自小城市、县城、乡镇这样的“熟人社会”，流动到城市后，尽管能与家人团聚，但社会交往的被迫突然切断，以及城市商品房社区邻里关系都让他们容易感到孤独。加上“老漂族”受年龄、知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比较差，日常生活被照顾孩子挤占，社交网络的断层，使得他们逐渐成为公共生活中被边缘化陌生化的人。

　　从“家庭权威者”到“家庭参与者”的变化，让“老漂族”易产生心理落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教授李玲指出，我国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独生子女数量增多，众多80后独生子女接受教育后留在城市工作、成家。然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和婴幼儿照护服务供给不足，使年轻人面临的生活压力与日俱增，面对这种状况，两代人选择“抱团取暖”，老年父母选择流入子女家庭所在的城市，在经济、精力等方面继续奉献。

　　“过去40年的社会巨变也带来新型的家庭关系，家庭的物质、精神生活供给中心已经由祖辈转变为孙辈(所谓的‘家庭下行主义’)，爱、照顾和家庭资源都是由上往下的。”“老漂族”作为子女核心家庭的外来者，常常会面临代际冲突的问题，沈奕斐认为，市场经济时代，老一代过去拥有的权威得到削弱，而对于以“照顾者”的身份进入城市子女家庭的“老漂族”而言，代际关系的重心下移到儿孙辈的身上，他们经历着从“家庭权威者”到“家庭旁观者”的转变，逐渐成为一个事事靠后、容易被忽视的家庭边缘人，如果无法得到子女的关心与重视，就会使得老年人产生严重的心理落差。

　　沈奕斐还强调，在文化变迁中，父母和子女两代人生活经历、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育儿理念上的分歧，往往容易在窄小的平台空间上形成冲突，这也增加了随迁老人在子女家庭中的不适应感。

　　从遵循“传统经验”到“后喻时代”的转变，使“老漂族”成为信息时代迷失者。庄曦强调指出，数字化信息技术的普及打破了“前喻文化”(晚辈向长辈学习)之下的知识传递方式。不少随迁老人在晚辈的帮助下，学会了微信聊天、收发红包，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文化反哺在技术接触的层面效果较好，但在知识信息、文化理念等深度交流层面较为欠缺。调研中发现，子辈家庭成员与老人的微信朋友圈互动不多，有的子辈甚至会将家中老人屏蔽在朋友圈之外。

　　“智能手机和移动社交媒体的发展和普及对处于边缘地位的老人纳入社会网络节点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提高他们在高速流动、个体化进程持续推进的现代社会中的适应性。”王艳认为，对于无法使用智能手机和移动社交媒体的“老漂族”而言，这可能将进一步造成他们与社会网络的脱离。

　　4.多管齐下 为“老漂族”织密社会支持网络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拓宽福利覆盖面，既要增强对随迁老人的正式制度支持，又要加大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投入力度。总的看来，“老漂族”能够享受到所在地一定的养老服务与养老保障，但也存在一些政策方面异地衔接的困难。对此，应进一步解决横亘在城乡户籍间的壁垒，持续推动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均等化，切实让代际支持型随迁老人享受到诸如公交出行、公共文化服务、医疗保健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避免因经济、身体方面的原因造成家庭照料供给不足。

　　此外，李玲指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后，随迁老年人照顾孙辈的压力倍增。“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进一步改善婴幼儿照护服务供给，发展婴幼儿照顾服务机构，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随迁老人抚育幼儿的压力。

　　鼓励以深度“文化反哺”弥合“数字沟壑”，为代际支持提供必要的铺垫。传播科技的发展使得归属感的建立能够跨越时空界限，为流动人群社会关系的重新连接赋予了新的潜能。在采访中，庄曦强调，家庭内社会支持的构建与维系，是随迁老人社会支持的重点。不少随迁老人在晚辈的帮助下，学会了微信聊天、收发红包等功能，这些进步不仅丰富了老年人的生活，而且为其与晚辈之间的联系开辟了新渠道。家人的支持对他们而言不仅是新技术的分享，更是情感的纽带。因此，互联网平台上代际间跨圈层的深度文化反哺应作为提升随迁老人社会支持的重要方向。

　　同时，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金兼斌认为社区作为一个最基本的共同体，是开展和推进适老化改造和升级的基本抓手。据悉，“十四五”末我国将建成5000个示范性城乡老年友好型社区，通过鼓励社区自设或与教育机构、社会组织等合作老年教育学习点或与老年大学等一系列“智慧助老”行动，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重视随迁老人的友伴支持，为其搭建线上线下双重互动空间。庄曦表示，由于空间距离等因素，随迁老人与家乡同辈好友面对面的聚会难以实现。但微信群等“虚拟空间”可为老人提供实时在场的“聚会”，为他们提供充满“集体记忆”的交流场景以及必要的情感支持。但“虚拟空间”不能完全取代现实生活，因此，老年群体同辈之间的互相支持有赖于线上线下的同步推进。城市社区应发挥所长，以联谊会、外出采风、兴趣小组等形式将随迁老人与本地老人组织到一起，帮助他们拓展新的同辈社交网络，进而得到更多的支持性资源。

　　加强代际沟通，明确家庭权责利，帮助老年人树立“积极老龄观”，探索合作育儿。沈奕斐指出，西方的育儿理论在有些层面并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文化包含的是合作育儿、家庭主义的文化。因此，应探索合作育儿的积极路径，在学会倾听彼此心声的基础上，明确老人的责任和权利，在照护过程中，子女要给予老年父母足够的经济、生活和精神支持，照护结束后，子女要积极对老年父母的代际支持进行“反哺”，充分了解父母的养老意愿，尽自己的孝心让父母安度晚年。

　　另一方面，老人自身应树立“积极老龄观”，消除只是临时帮助子女照顾孙辈的“外来感”“暂居感”，发挥自己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经验优势，成为子女家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员。放下作为父母的权威感，充分利用空暇时间，了解和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新观念，培养兴趣爱好，丰富精神世界。主动参与社区组织的活动，扩大社交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