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 中国人曾舍命护书

　　终于等到“4·23世界读书日”，似乎适合来讲《炮火下的国宝》的故事。

　　这部去年11月在央视首播的六集纪录片，我一直心念至今。

　　上世纪30年代，日军侵华。早在1894年秋甲午战争期间，就由日本宫中顾问官兼帝国博物馆总长九鬼隆一起草制定的《战时清国宝物搜集方法》，又像压城的阴云密布中国的上空。危亡之际，上至政府官员、文人学者，下至图书馆员、普通工友乃至军人士兵，一场无数志士仁人义不容辞、抛家舍业、守望经典的古籍文献保卫战，在中国各地秘密而艰难地打响——

　　北平图书馆善本秘密南迁，并将部分善本运至美国寄存；清华大学珍贵图书辗转西迁重庆和昆明；郑振铎等人组织“保存会”在上海孤岛竭力抢救江南文献；浙黔两省战时联手共护文澜阁《四库全书》；八路军虎口夺取《赵城金藏》并妥善保护；齐鲁稀世文献密藏四川乐山……

　　一个个艰辛备尝、跌宕传奇，事关义气、职责、坚忍和希望的故事，2020年11月13日在北京“杜兴工作室”，我听《炮火下的国宝》总导演杜兴，向我一一道来。

　　事隔十年我一听

　　这不就是我当年关注那批书吗

　　北青报：跟这段历史的渊源是怎样的？

　　杜兴：2008、2009年的时候，我在《看历史》杂志当编辑。有一天翻《传记文学》读到一个回忆，说抗战期间国立北平图书馆曾有100多箱书，包括最珍贵的敦煌遗书、宋版书、《永乐大典》等，被辗转送到美国寄存。我就很惊讶，这么大事我从没听说过。

　　因为《看历史》创刊，前几期都是跟抗战相关的。比如我们最早一期就叫《日军侵华耽误中国多少事》。一直很关注抗战，但都没想过还有这个角度。我就编了一篇稿子，非常仓促，基本上口述作为基础，然后又查了一些其他论文，标题忘了谁定的，就叫《炮火下的国宝》。

　　北青报：十多年前的事。这么长情一个选题。

　　杜兴：到2017年，我已经做纪录片了。有一次纪录频道一个选题策划会，请了几个专家。其中一个专家叫张志清，是国家图书馆副馆长，也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副主任，他对于这个选题非常非常重要。

　　那个策划会的主题，其实是讲传统文化、经典文化传播。张志清就讲，经典文化其实有一个载体就是书，书的故事其实很好。他说他曾经在图书馆界，让各个图书馆都做了自己过去怎么保护、抢救古籍的有关史料发掘，慢慢有一个主题就凸显出来——抗战时候那些古籍都很不容易。然后举了几个例子。我一听，这不就是我当年关注那批书吗？

　　他当时讲的几个例子我听了非常感动。尤其感觉厉害的是，当年不光政府，或者说那些图书馆的人或者大学者有这个意识，过程中有很多普通人，真的叫“侠肝义胆”。比如说《四库全书》当时从浙江往贵州搬的过程中，中途还曾落水，很多人去帮忙把它捞起来、又晒干。还讲到山东图书馆有一个人，1937年从山东走，1950年才回去，5箱书一本不少，他就是一个普通工友。

　　我一边在下面听，一边就给纪录频道的领导发微信，说这个我关注很久了，之前我们也写过这样的稿子。领导说好啊。接下来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就跑到国图去找张馆长。他是一个非常有激情的人，也很会讲故事，脑子里细节非常多。聊了一上午，我录音回来扒材料扒出几万字。

　　我就觉得我们讲经典文化、传统文化，那些思想内涵当然很重要，但它载体的命运也很重要。那些古籍之所以贵重，不仅仅因为它是文物、它是宋版书、它上面记载的是孔子或者苏东坡的思想，也在于后面他们是怎么把它保护下来的，这一切是怎么沉积下来的——它的价值不是说书印出来那一瞬间就成型了，它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

　　北青报：这个开始很动人。之前还以为你们是受了比如说国图的委托，才来做这么一件事。

　　杜兴：不是。这个片子就是央视出品，国图是协助拍摄，全国有很多图书馆都大力协作的。

　　国家多难，政府内迁之际

　　谁还会留意到文献的保全呢

　　北青报：那接下来？那是2017年？

　　杜兴：对，很早，三年多了。接下来第一步先做案头。

　　得益于国家图书馆和全国很多省市图书馆之前做的抢救性的工作，有档案，包括当事人口述的整理，有些也写过文章，编过文集。图书馆这个还是很厉害的，这是很重要的基础。

　　一上来就发现好多故事都非常好，但是我们只有6集，只能选了又选。目前选的6集都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比如第一集《平馆善本避难记》，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的故事，确实是全国的精华，不用说了。

　　第二集《焚余的清华瑰宝》，清华作为大学图书馆的代表。其实调研过程中发现，不光是清华，像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他们抗战期间跟书相关的这种转运史、抢救史，故事都非常的丰富。

　　北青报：第三集《孤岛大抢救》，上海、香港的故事。

　　杜兴：当时郑振铎和张元济他们，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文献同志保存会”。“中国的书在江南”，江南一带有很多藏书楼，比如嘉业堂。抗战期间大量的藏书楼遭逢变故，有些人死了或因家道中落，很多好书都流散到上海。郑振铎非常爱书也懂书，他发现这样下去，很多书就要被欧美人或者日本人买走了。

　　北青报：“私念大劫之后，文献凌替，我辈苟不留意访求，将必有越俎代谋者。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郑振铎《劫中得书记》里的话。

　　杜兴：他就写文章呼吁大家一定要把中国的书留在中国。刚开始他就自己买，后来发现力不能支。因为毕竟还要花钱的，而且很多古籍很贵。他就给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写信，说我们不能这样，我们得有组织地做，然后得有钱。

　　北青报：“在这个国家多难，政府内迁之际，谁还会留意到文献的保全呢？然而教育部立刻有了回电，说教育部决定要购置。这电文使我从失望里苏生。”这出自他的《求书日录》。

　　杜兴：后来就从中英庚子赔款退回的款项中拨给他们一部分，他们就抢购了很多很多。这个故事还非常曲折。其中有一批书需要从香港转运美国，但是香港沦陷，原定搭载的轮船开出港口就被日军炸沉了。郑振铎听到消息痛不欲生。但两年后得知，由于他坚持那批书全部重新整理盖章，那批书没赶上那班船。后来被掳掠到日本帝国图书馆去了。

　　抗战胜利之后，中国有一个追索委员会，王世襄他们跑到日本去参与索赔。其间发现这批书好像是我们的，上面有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印章。因为郑振铎非常细致，所有他接触的书都有细致编目，而且每部书上都盖了“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印。最后一对，对上了。就把这个编目作为证据，把那批书从日本那边悉数讨回。

　　当年这批书回到上海码头之日，被郑振铎派去接船的人有一个今天还活着，谢辰生。那老爷子大家都知道，文保界的一面旗帜。我们这部片子的片名就是他题写的，《炮火中的国宝》。

　　专门找了条船去走三峡

　　为了要身临其境

　　北青报：第四集《〈四库全书〉的抗战苦旅》。

　　杜兴：浙江省立图书馆的镇馆之宝——140箱文澜阁《四库全书》，加上88箱善本，当时从杭州一步步西迁，最后藏在贵州一个山洞里边，一直到抗战胜利。历时8年又11个月，行程2000多公里。

　　北青报：从建德往衢州龙泉县那次转移，运费无从着落，馆长陈训慈“又回到老家，因为急用，他只好压低价钱去出售谷子。最后凑了200块，这样刚刚凑满运费”。“非常令人感慨的是在离开官桥老家之前，他跟他的夫人说，你们自己逃难去吧。他大女儿我在2014年问她的时候，她还泪流满面，觉得她爸爸真的是太伟大了，就一句话‘你们逃难去吧’。”这段浙江工商大学副教授吴忠良的回忆让人听来实在是……

　　杜兴：第五集《虎口夺经》是八路军抢运《赵城金藏》的故事，这也是非常特殊的一段经历。

　　北青报：是，“金代汉文大藏经《赵城金藏》5000卷，和《永乐大典》、敦煌遗书、《四库全书》，被誉‘国图四大镇馆之宝’。因为现于乱世，它经历过更多的颠沛流离，最为惊险的一幕是抗战中八路军的秘密抢运。”

　　杜兴：第六集我们想在省图书馆里选一个。山东图书馆的故事实在太好太精彩。包括他们图书馆内部人都说，山东那一集，很多人看得流泪。

　　其实省图书馆有很多故事都非常精彩，像安徽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还有湖北图书馆当时搬到鄂西，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还开架阅览，为当地研究、学习提供帮助。

　　北青报：做案头，选故事，然后呢？

　　杜兴：第二步就是广泛接触，实地调研。实地非常重要，你会挖掘到更多的细节。

　　北青报：听说你们还专门找了条船去走三峡，说要身临其境。

　　杜兴：对，看上去这好像对片子没有那么直接的帮助，但是很重要。包括跟那些老人聊天、跟他们后人聊天。因为后人跟那些老人接触过，你会感觉不一样。

　　比如说清华大学那个唐贯方，1938年1月他和同事护送977件书籍、仪器到宜昌。当时军政人员、军队、工厂、学校大量转移，船只不够，都囤积在宜昌。只有卢作孚的民生航运公司少量船只，吨位又小，一票难求。他当时在宜昌等了两个月。

　　我去他儿子家，他儿子说爸爸跟他讲，当时大家都买不到船票，都堵在三峡。头顶上日本飞机一直轰炸，那些书籍、仪器都堆在码头，露天的，临时搭一点什么棚遮挡一下。他还要每天大半夜起来，拿手电筒到处照一照，看哪里是不是丢了，是不是散箱了，下雨会不会有苫布没有盖好。身上随时还带个榔头或者什么，整天在那儿转着守护。

　　有些东西很重要

　　你都得在拍摄前感受到它们才行

　　杜兴：包括刚才讲山东图书馆有一个工友叫李义贵，他1937年走的，走之前儿子和老婆都不知道他干吗去，儿子才不到一岁。1950年重回济南，他老婆已经改嫁了，因为后来失去音信。你想一出去就十三四年，他儿子都已经成人了，说怎么突然冒出一个爸爸，他无法理解的。

　　这个儿子后来在北京工作，我在紫竹院见到他，跟他聊天，非常感人。他说他爸爸不太会表达感情，所以他们父子关系并不好。后来爸爸想办法送他去当兵，那时候当兵是很好的前途。入伍之后爸爸给他写了封信，他看的时候才哭了，爸爸用书信表达对他的一些愧疚。

　　这些东西很重要，你都得在拍摄前感受到它们才行。

　　北青报：真的很难想象，那十几年他一个人护着一批书在异地。

　　杜兴：开始是三个人，后来另外两个人都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就他一直待在那儿没动。起初，还能定期收到寄来的津贴。后来随着战乱加剧，通信愈发不便，汇款逐渐时有时无。

　　北青报：“迫于生计，我只能去江岸搬运，清淤除污，担砂扛石，给人帮工，摆地摊，卖香烟，售菜果，朝出暮归，自炊自食，以微薄的收入借以糊口。”片子里有他之前留下的口述。

　　杜兴：他的外孙女叫刘蕾，在山东省博物馆工作。我们带她一块儿去乐山大佛，看她外公待过的地方。那种感觉是很特别的。最后她在采访里讲，说她一直想他一个人在那儿怎么活。一个山东人跑到乐山去，语言也不通，吃也吃不惯，住也住不惯，估计那个住的地方连电灯都没有。

　　北青报：嗯，看到她在片子里说：“文物放在山洞里面，他就在山洞附近守书。我想点灯一定是不会有的，黑黑的，就到天亮的时候，才能见到阳光。在当时战乱的情况下，他要有多大的胆量，在那么混乱的时代下，自己生存。”

　　杜兴：当时采访就在山洞那儿做的，那种时空的穿梭感特别强。你看那边寺庙还在，大佛也还在，再想想七八十年前。你就发现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但有些东西它是不变的，有时候你会找到一些比较恒定的东西在。

　　其实我们这个片子，在呈现方式上没有任何的创新。所有手段都是大家用过的——基础的史料、档案、口述。寻访感的纪实拍摄用了很多，因为我想用它把古今能够串起来。虽然只是拍到现在的，但是你能感觉到当时和现在，其实很多地方是没有变的。

　　北青报：你们用一些插画挺好的。

　　杜兴：对，比如就像第六集讲山东的一批书，藏在乐山大佛寺旁边的山洞里。他们刚刚从乐山城转到大佛寺不久，就发生了乐山大轰炸。当时王献唐(山东图书馆的馆长)就写日记，说站在乐山大佛旁边，看到36架敌机飞过，然后城里面就一片通红，他感到非常惨烈。这种的呈现，我们就找人画一些插画。

　　再危难、再世道不济的时候

　　该做的事你必须还得做

　　杜兴：实地还有一个好处，你会近距离接触到古籍，亲眼看一下宋版书到底什么样子、敦煌遗书什么样子，感觉是不一样的。其实大家经常忽略，书也是一个物，本质上它和一个商代的青铜鼎没什么区别。是个物，就意味着它会损毁，它毁了就毁了。亲眼看到那些物，可以建立一种意识，这也很重要。

　　北青报：做这个片子最难的是什么？

　　杜兴：涉及到背景交代的一些东西，我们没有什么大的拓展，基本上都是这些年大家能看到的一些资料。那我们怎么弥补呢？我们用了大量当事人日记，幸好还有日记。第二个还很重要的是档案。

　　我发现我们的档案很厉害，就你能看出在当时那样一个情况下，整个公文系统它是非常健全的。这你不得不佩服。

　　北青报：我觉得当年那些人真是不错。那样的乱世，还都守土有责。

　　杜兴：对。你会看到很多东西都有完整的记载，会发现各系统它整个运转其实一直在。比如虽然说在战乱，当时国民党还建了个国立中央图书馆。中央图书馆其实啥都没有，就一个牌子。但蒋复骢他们那个时候大家非常郑重，每天公文来电，他还亲自从重庆飞到香港，再潜伏到上海接头。非常有意思，这种公文系统、联系网络没断过。

　　北青报：而且他们那些工作也挺有延续性。

　　杜兴：对，就是这样的啊。当时就说这批书抢救了之后，以后只要光复，我们新的中央图书馆一定要用的。大家有这种必胜的信念，而且工作照旧。

　　所以这就回到我最想说的一个问题，就是做这个片子，除了国宝之外，我们到底关注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责任心。不管世道再乱，每天枪炮各种乱乱糟糟的，你该做的事情你都要做。无论馆长还是什么部长、校长、下面的工友，该做的必须得做，虽然有各种困难，但这是职责所在。

　　我觉得人在任何时候都要做事情，再危难、再世道不济的时候，你还在做事，这是作为一个人在世界上你该尽的职责。我觉得这个很厉害。这些人身上都还有。

　　像组织抢运《赵城经藏》那个八路军太岳军区二分区政委史健，他是早期非常纯粹那种共产党员，有私塾的底子，十六七岁到北京读新式的学堂，参加过“一二九”。后来去延安，22岁直接去山西当县委书记兼八路军的政委。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干部。那个时候“反扫荡”，朝不保夕的，他甚至把5000卷经藏分散，每个战士身上背几卷。

　　如果不是他们这么搞的话，谁知道那些东西会哪儿去了。要么被日本人抢走，要么可能就像很多国宝一样，慢慢因为各种原因，你偷一卷我抢一卷，没了，极有可能。但是现在非常完整，4000多卷在国图，全世界留存下来年代最久远的一套大经藏，这多厉害。像史健他就觉得自己该干这事。

　　尽管眼前的灾难看不到头

　　没有截止日期的乐观是最厉害的

　　北青报：而且好像人人还都有信心，就相信有一个未来。

　　杜兴：对。其实大家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打赢日本，但就都觉得人在这个世上应该有信心。最典型的就是清华大学那个马文珍，他就是一个职员嘛。

　　北青报：嗯，他写的那些诗。

　　杜兴：他的学问应该不会太高，不像朱自清他们那种大学者。但是他那些诗，本身你说有什么，辞藻也不华丽，但是很有意思啊——“叮叮当叮叮当，陆游和杜甫又跟我们逃了一次荒”。

　　其实在他们内心，我想可能有更大的一个视野吧。中华民族一直多灾多难，我们说大一点，人类也一直多灾多难。尽管眼前的灾难看不到头，但他还是坚信我们一定可以的，一定能够战胜那些野蛮、不好的东西。这是一种无目的的乐观，没有截止日期的乐观是最厉害的，对吧？

　　其实你说这些事情，别看那么久远，它其实非常有当下性。我们经常讲世界危难，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曾没有危难过，但是人你总还是有些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些东西不能停下来。

　　北青报：挺棒的，我现在觉得得亏这个选题遇到的是你。

　　杜兴：没有没有，我也是受教育。你见识不同的人，肯定会给你带来很多感触，然后慢慢就会有一些东西出来。

　　我这两年慢慢发现，如果非要把我自己感兴趣的人和事做一个归纳的话，可能就是我刚才讲的，一种，在一个乱糟糟的世界里面，他有自己的一个秩序；第二种，他日常但是又有奇迹。这东西你叫它什么好呢？

　　反正一旦深入，我发现就会被这种东西触动，被它触动我才会有表达欲。采写/本报记者 吴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