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136】把文物叫醒

　　端午假期，河南博物院又是一票难求。在曹晋的印象里，这样的场景今年已上演了好几回。

　　春节期间，创意舞蹈《唐宫夜宴》火到出圈。节目借助现代舞美技术，把一大批文物搬上舞台，在营造出绝妙舞台效果的同时，也让文物的出处——河南博物院意外走红。

　　多年占据历史书一角的妇好鸮尊、莲鹤方壶，《唐宫夜宴》乐师少女原型乐舞俑……前来一睹文物真容的参观者让这个新晋的“宝藏”博物馆前所未有地热闹。

　　不过，作为让文物“复活”的人，在藏身于雄伟展厅身后的一栋小楼里，曹晋和她的20多位同事并不为热闹所改变。他们依然日复一日与器物相对，依靠多年磨出的经验、心境和日益先进的科技，揣摩成百数千年前工匠的心思，重塑过往的辉煌。

　　除了慢，别无选择

　　47岁的杜安在修复台前坐着，台上的那件带盖铜尊缶已经被他端详了很久。

　　每过一会儿，杜安会缓缓转动底盘变换观察角度，偶尔再拿起手术刀用刀尖轻点器物表面——那里有几处粉蓝色的锈蚀。除此以外，他那堪称魁梧的身躯几乎再无别的动作。

　　“可能是粉状锈，有人称之为青铜器中的‘癌症’。”半晌，杜安说了一句话。

　　慢速工作模式，是河南博物院文保中心副主任杜安的日常。这也是他25年前从意大利老师那儿学到的文物修复第一条“行规”。

　　1996年，我国和意大利合作举办文物修复培训班，学员在文保从业人员中选拔。当时刚从博物馆专业毕业到河南博物院修复室工作的杜安被院里派去考试，“结果还真考上了”。

　　在中国，文物修复是始于春秋时期的一门古老手艺。经过2000多年的沿袭，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文物修复一直重经验轻理论，“过去老师傅修文物，追求的是文物色彩、纹饰和质感等完好的视觉效果，今天看来，这往往可能改变或掩盖文物本身的制作工艺和携带的信息。”杜安说。

　　同样是文物大国，当时的意大利已开始用科学方法指导文物修复。在启动修复工作前，要先结合保存现状和考古背景对文物做出全面评估，再根据文物病害情况进行材料实验和修复实验，以期实现最能保持原状的修复。

　　合作培训在西安进行。开班没多久，杜安心里就打起了退堂鼓。“拿着小刀不停刮，刮了一上午，好像什么变化也没有。” 20岁出头的杜安是个好动的人，文物修复的单调和低效让他在培训初期如坐针毡。

　　选择修文物，就选择了落在时间后面。这个道理，专攻书画修复的曹晋从入行第一天就开始体会。

　　刷子、毛笔、镊子、浆糊……书画修复所用的每一件工具，看起来都没什么“技术含量”，但要能用这些小东西熟练地与薄如蝉翼的纸质文物打交道，入门平均都要花5年时间。

　　从业17年，曹晋修复完成的书画只有200多幅，而这在业内已算是“挺快”的速度。虫蛀、鼠啮、酸化、老化……因为是有机物，书画文物可能同时存在多种病害。等到人工修复结束，还要让它们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中自然晾干、平整，这动辄又是数月的时间。“想要获得一幅修复效果良好的字画，除了‘慢慢来’，别无选择。”曹晋说。

　　杜安也“别无选择”。班里18位同学来自全国各地，大家一起学习、生活，也一起暗暗较劲和比拼。“我是代表文物大省来的，可丢不起这个脸。”从开始强迫自己坐够10分钟，到半小时、一小时，再到不知不觉就过了一整天，杜安的心终于渐渐静了，慢了。

　　就像是通过了一场额外设置的测试，锈迹被刮去，断件被拼接，数千年前工匠的奇思妙想被还原，文物开始向这个年轻人展露真身。两年脱产培训结束时，杜安与同学一起运用西方修复技术，辅以东方审美意蕴，完成了对早几年出土的西周戈父己大鼎的修复。

　　那件巨大的青铜器至今让他记忆深刻，“苦练两年的武功，终于派上了用场”。

　　练到最后，就是“感觉”

　　“曹老师，你快来一下。”听见张怡晗略带求助口吻的呼唤，曹晋知道小姑娘遇到麻烦了。

　　果然，操作台上的宣纸破了个小口子。这天是27岁的张怡晗第一次上手书法修复实操工作，曹晋让她试着“托绫子”。

　　所谓“绫子”，是一种比缎子还薄的丝织品；“托绫子”，就是在绫子上刷上浆糊，再将一张宣纸贴在上面，以备装裱字画时使用。“摆放要平，动作要轻，绫子与宣纸之间的空气要排干净。”张怡晗复习着曹晋教她的方法要点，“我就是在刷宣纸时力道重了一点点……”

　　“托绫子”只是书画修复中的基本功。同样是托纸，馆藏书画作品的背面大多附有一张起保护作用的宣纸，被业内称为“命纸”。纸质文物对环境敏感，每隔一定年限，“命纸”也需要修复。

　　“‘命纸’和原作紧紧相连，有的几近融为一体，稍有不慎，文物就会遭到不可逆的破坏。”曹晋说完这句，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用镊子把褶皱的宣纸重新整平，最后只留下一个几乎看不出的小裂缝。绫子还能用，张怡晗松了一口气，同时暗暗庆幸，“好在这不是文物”。

　　去年8月，张怡晗进入文保中心书画修复室工作，做了曹晋的徒弟。起初，她主要负责拍摄待修复书画的影像资料，记录破损情况，用仪器检测它们的酸碱度、纸张厚度、尺寸等，进而为文物创建修复档案。

　　让这个90后女生惊奇的是，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在文物修复工作中被大量应用的同时，许多传承多年的“古老”操作也没有被弃用。比如，直到现在，书画修复室用的浆糊还是完全靠人工手打制作。

　　“为什么不用机器搅拌？”面对张怡晗的疑问，曹晋解释说，目前的机器还难以判断浆糊是否达到最适宜的粘稠度和凝结度，“这要凭手上的感觉来确认”。

　　“凭感觉”，每一个年轻修复师几乎都会从自己师父口中反复听到这3个类似“玄学”的字。杜安的徒弟徐一杰也不例外。

　　在杜安的实验室里，用于打磨、抛光、切割的仪器有好几台，每一台徐一杰都用得得心应手。可到了要干“刮锈迹”这样的“简单”活儿的时候，她还是要寻求师父的指导。

　　“哪一块是有害锈，哪一块是无害锈，一刀下去要刮多深刮多重，都是凭感觉。”学着杜安说话，1997年出生的徐一杰半是调皮，半是无奈：虽然在从业3年多时间里经手修复了60多件文物，但徐一杰显然还没有修出“感觉”。

　　感觉，源自千百万次的重复。20多年来，对每一件交到自己手里的文物，杜安都会一步不落地执行准备工作：拍照，测量尺寸，绘图，采样，制订分析方案，进行分析测试和修复实验，制订修复方案，报批方案。等到了正式修复环节，一天下来只能清理指甲盖大小的锈迹更是家常便饭。

　　就这样，杜安已累计完成了对1000余件文物的修复。“练到最后，不就是‘感觉’吗？”

　　入行不到1年，张怡晗的实操“首秀”几乎理所当然地以失败告终。不过这个自小习惯了快速、便捷的年轻人倒也不气馁，“看来属于我的感觉，还得接着练”。

　　少一分不行，多一分也不好

　　最近一段时间，杜安工作台上的“常客”是春秋时期的盛水器鄬子倗浴缶，它的局部病害需要再次修复了。

　　透过打开的浴缶口，可以看到镶嵌在器皿内壁上的几颗铆钉。“早些年没有合适的粘接剂，师傅们只能用铆接方式对青铜碎片进行焊接，这是当时能实现的最好效果。”杜安解释道。

　　今年3月，四川三星堆遗址现场发掘大量运用了高科技设备，让围观网友惊叹是历史与现代的完美碰撞。事实上，在文物修复领域，类似的技术早已成了修复工作者手与眼的延伸。

　　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馆之宝中的莲鹤方壶因其工艺精湛、纹饰细腻新颖，有别于大多数青铜器厚重庄严的风格，而被喻为“东方最美青铜器”。在过去很多年里，杜安和同事一直困扰于莲鹤方壶内部状况难以查明，“相关的修复工作也根本无从下手”。

　　X射线探伤仪的引入解决了这个难题。杜安说，现在，只需拍几张X光片，不仅能一览文物各处的“伤情”，还可以获得对修复至关重要的文物内部构造和工艺信息。

　　如今，河南博物院已拥有金相显微镜、离子色谱分析仪、成分分析仪等设备。2018年，博物院还与国内一家制造企业合作研发了一台专门的激光清洗仪。过去文物中因人工难以触及而无法清理的位置，都可以靠它达到良好的清洗效果。

　　即使是号称“最靠感觉”的书画修复，不时也会与科技达成完美的合作。

　　一次，一幅布满污渍的重彩绢画送到曹晋面前。如何能在清除污渍的同时不伤及画作的颜色，曹晋犯了难。多方求助后，曹晋找到了一种用新材料制成的胶水。先用它对绢画固色，接着用温度适宜的水洗去污渍，最后去掉胶水，“浓墨重彩的颜色真的一点都没变”。

　　像医生对待“老病号”一样，杜安对莲鹤方壶的监测已持续了十多年。虽然和过去相比，青铜器上的锈蚀、土垢越来越少，但只要凑得够近，文物上的修复痕迹依然清晰可见。

　　这并非杜安和同行力所不及：当技术进步使“天衣无缝”成为可能时，文物修复却在刻意避免“完美无缺”。

　　“从上世纪末起，‘保持原状’和‘可再修复’成了业内的重要原则。”杜安说，为了让文物既不“少一分”也不“多一分”，现在修复使用的材料大多会与文物的原材料有所区别，对文物碎片进行粘连时也会选择以有机成分为主的粘接剂。

　　杜安用粘接青铜器的环氧树脂举例，相比于直接焊接，环氧树脂大概在半个世纪后会老化，因此需要重新粘接，“但这样即使又过了几百年，那时的人们也能分辨出哪些是文物的原貌，哪些是前人的修补”。

　　尽管可以重新进行更细致的修复，但杜安并不打算拆掉鄬子倗浴缶内壁的铆钉，“当文物被修复过，这也成为它的一种经历，只要修复没有产生明显的破坏、污染作用，保留痕迹就是保留历史”。

　　一边没有人，一边等不起

　　和科班出身的徐一杰不同，张怡晗是半路出家做文物修复的。

　　2016年，张怡晗计算机专业毕业考入河南博物院信息管理处，负责文物的三维扫描等技术性工作。因为工作原因，张怡晗常常接触文物，也会看到院内文物修复前后的对比影像，这让她对文物背后神秘的修复人既佩服又好奇，“他们唤醒了文物”。

　　2020年8月，河南博物院展开内部竞聘，张怡晗通过考核“转行”到了文物保护中心工作。

　　“这是很难得的个例。”河南博物院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单晓明感叹道，“文物修复还是太缺人了”。

　　一名熟练的青铜器修复师，每年可修复的文物大约20件。一名熟练的书画修复师，这个数据是12件左右。目前，文保中心有6位书画修复师，“仅是院里的纸质文物，我们就一辈子都修不完。”曹晋说。

　　全国范围内，在编文物修复师只有2000多名，但我国仅是亟须修复的古代文物就达到上千万件。

　　文物修复不能拼速度，但有的文物又实在等不起。

　　历史上，河南是我国重要的冶铁中心，但一直以来该省任何一个博物馆都鲜有铁器展示。“根本来不及修。”单晓明说，铁元素是一种活泼金属，一经出土就变得十分敏感与脆弱，有些还没送出发掘现场，已变成了粉末。

　　从2016年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大火到今年三星堆“再醒”出圈，多年冷门的文保行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看热闹是一回事，投身其中又是另一回事。”单晓明坦言。

　　随着文物修复理念的改变和技术的发展，一名合格的年轻修复师，除了要接受传统“师带徒”的培养，还要掌握化学、物理、材料学、艺术史等跨学科的专业知识。“即使条件都具备，如果耐不住寂寞吃不了苦，在这条路上还是难以走远。”曹晋说。

　　最近几年，在河南省文物局的支持下，河南博物院承担了该省铁质文物保存状况调查课题，院内铁器修复技术和硬件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几个月前，该院文保中心接收了一批来自中国航海博物馆的铁器，初步判断是海战中沉没船只上的火炮等物件。由于长时间在水中浸泡，铁炮锈蚀不堪，几乎面目全非。

　　“全修好了，即将送去展览。”加班加点抢救这批铁器后，性格早已变得沉静的杜安，脸上难得露出了喜悦的表情。

　　余嘉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