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战略转移的关键之年。新年伊始，针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观情绪，毛泽东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深刻寓意，昭示革命的光明未来。

　　然而，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中国革命向何处去？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2月7日，毛泽东在江西吉安主持召开“二七会议”，确定了党深入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和发展工农武装的任务，推动赣西南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

　　这一年，也是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年”。他从红军作战的间隙挤出时间，对江西农村进行广泛深入的实地调查研究——

　　5、6月间，他“下马看花”开展寻乌调查；10月底，他在新余“罗坊会议”期间，找来兴国永丰区前来参加红军的八位同志，开了一周“活泼有趣”的调查会；11月7日到8日，他分别在吉水东塘、大桥，吉安李家坊、西逸亭等四地进行调查座谈；11月21日，他路过吉水木口村，利用午饭前的空隙，找村干部召开调查会……

　　毛泽东1930年在江西开展的系列农村调查，获得了许多丰富生动的第一手材料，促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创造性发展，推动了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存在，堪称战略之笔。

　　油画《农村调查》 （国家博物馆藏 邓澍/绘）

　　蕴含统一战线的精髓要义

　　毛泽东1930年在江西农村广泛调查研究，蕴含着早期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思想的精髓要义。

　　群众利益：以民为本的政治境界。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以土地革命为纽带，通过满足农民最紧迫的土地诉求，让农民自觉成为革命坚定支持者，是当时统战工作的中心任务。

　　毛泽东对寻乌各领域、各行业的深度调查，基本弄清楚了寻乌的城乡情况、富农和商业现状，找到了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能“过活下去”的办法。毛泽东提出，解决土地革命的路线问题，应制定中间阶级和中小工商业者具体政策，对富农应该限制而不能彻底消灭，确立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配方案。

　　毛泽东从兴国调查的分析中，得出“80%与20%”的结论：“总计地主与富农所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中农、贫农只占有百分之二十。但是，地主人口不过百分之一，富农人口不过百分之五，而贫农、中农人口则占百分之八十”，“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因此，要把握好土地政策实施过程中对富农和中农的路线问题，正确处理群众利益与土地分配的关系。

　　求同存异：包容多样的政治胸襟。在江西农村调查中，毛泽东在坚持目标一致的共同基础上，求同存异，倾听各方面的意见，表现出宽广的政治胸襟。

　　参加调查座谈的对象出身、职业各不相同。如参加寻乌调查会的有杂货店主、县苏维埃政府成员、贫苦农民、老童生、穷秀才、小地主、小老板、小学教师等，真可谓“五湖四海”“三教九流”，涵盖工农学商各个方面。

　　座谈中，毛泽东礼貌待人，平等对谈，让大家敞开心扉，说出真实的信息。正如他在《关于农村调查》所说：“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作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

　　人心向背：兴衰成败的政治铁律。明确“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革命首要问题，始终“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是关乎人心向背、力量对比的战略艺术。

　　毛泽东1930年的江西农村调查，揭开了旧中国农村温情脉脉的表象，让人们看到一个“吃人”的社会。《寻乌调查》记录的一首歌谣中说道，地主是可恶的“贼头”，地租是沉重的大山，高利贷更是一把锋利的尖刀，贫农“禾头根下毛（没）饭吃”，当家庭被逼到山穷水尽的绝路时，他们只能“卖奶（儿）子”。

　　毛泽东提出，“吃人关系”下的贫困农民分得了土地，真心拥护共产党，是革命依靠的对象。大多数小地主阶级在经济上受资本主义侵蚀和大中地主压榨，破产得非常厉害，也愿意接受无产阶级意识的指导。他在木口村调查时还了解到，由于“左”的倾向和缺乏经验，对地主及富农只是一味地打倒，“富农小地主则在农民的激烈斗争中便要走到反革命阵营中去的”，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毛泽东深刻了解农村的基础概念，不少农民具有工商业生产的成分，需要弄清楚农工商的阶级估量，明确革命的依靠、团结、孤立、打击对象，从而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

　　团结联合：和合共生的政治状态。毛泽东1930年夜以继日地开展农村调查，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体现了他心系群众，自觉走群众路线的为民情怀，其核心内容体现在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实现大团结大联合的永恒主题中。

　　如扩充红军的问题，李家坊“本乡先后共去了79个人当红军，都是鼓动去的。但最后一批46人中，有四五个人哭着不愿去，是勉强去的”。团结联合，要心悦诚服、和合共生，不能强人所难。毛泽东认为，那些被“鼓动去”“勉强去”的人，未必会有战斗力，今后工作中应注意改进。

　　毛泽东在江西农村调查取得的重要成果，指导土地革命既实现广大贫困农民的利益，也照顾各个阶级的利益，为推进革命，巩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争取了源源不断的物力和人力的支持。

　　毛泽东木口村调查旧址 （本刊记者 廖九阳/摄）

　　揭示统一战线的内在逻辑

　　毛泽东1930年在江西进行农村调查，着重强调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团结范围、打击对象，揭示了统一战线的内在逻辑。同时，对打击中农和富农的“左”倾倾向、不开展分田的右倾错误等进行政策调整，对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密切联系群众，构筑“铜墙铁壁”。毛泽东通过深入的农村调查，了解到江西农村各阶级的真实状况以及群众的生活疾苦，“平田”是“最得多数群众拥护的”，从而帮助纠正了土地革命中的政策偏差，促进了“团结力量”统战政策的实行，使贫农和中农都能从革命中受益。

　　毛泽东在东塘调查中得知，“村政府有主席、秘书，都吃自己的饭”；大桥调查时听到，“现在布没有多少织了，工也没有多少做了”，群众生活来源不足，“本乡还没有学校”，“区委书记不下乡巡视，中央及上级的意见不能传达到下级”……给他带来关于领导干部作风、人民群众生活和苏维埃政权属性等问题的深度思考。

　　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带领干部群众挖井、修桥、铺路、办学校、办医院等。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提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切实“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赢得了苏区老百姓的拥戴，从而增强了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构筑起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铜墙铁壁”。

　　克服官僚作风，惩治腐败行为。政府人员的官僚习气与腐败行为，直接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对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极为有害。毛泽东在寻乌调查时听到：有个小地主不同意分田，扬言“分田呀！头脑壳生硬下子来！”同族的区政府负责人硬是把这件事“弥缝”下去；有的乡政府负责人在分田时独得好田，群众说“办事人得好田，我们补来的是坏田”，斗争情绪一度低落。为此，《寻乌调查》首次使用了“官僚主义者”这一名词。

　　兴国调查时，参加座谈的八位同志畅所欲言，批评政府人员的弊端：第一，官僚主义，摆架子，不喜接近群众；第二，没收了反动派的东西，不发与贫民，拿了卖钱；第三，调年轻女子到政府办事；第四，政府委员由少数人定了就是……。在听完大家的发言后，毛泽东明确地说：“这些坏事是土地革命初期的状况，原因之一是区政府成分不大好，将来都要改变的，这些坏事是不对的。”

　　官僚主义的实质是脱离群众、抛弃群众，最终站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1932年上半年，有人举报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犯有严重的官僚腐败行为，毛泽东力主严惩。他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坚决打响了中共反腐“第一枪”。

　　毛泽东一再强调“要把官僚主义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个共产党员要像和尚叨念‘阿弥陀佛’一样时刻叨念‘争取群众’”。毛泽东的江西农村调查，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争取群众”，凝聚人心和力量，密切了党群关系，为统战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积累了经验。

　　团结各种力量，壮大革命阵营。在进行调查以前，毛泽东对村、乡苏维埃政府的一些认识还是“模糊的”。但是，通过东塘、大桥、李家坊、西逸亭等四地的调查，终于弄清村政府和乡政府的行政范围、机构设置、经费来源、工作人员所承任的事务等。木口村调查时毛泽东还意识到，在土地斗争中杀掉的七个反动分子，“是否每个人都应该杀，却是问题”，在农民的激烈斗争中，富农小地主则可能会走到反革命那边去。

　　调查为调整政策策略、团结各种力量、壮大革命阵营提供了依据，从而解决了“发展中间，联合多数”“化敌为友”的突出问题。“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1931年12月，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领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人在宁都起义，加入红军并改编为红五军团，反映了党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战工作的成功做法。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以来的斗争经验，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

　　执守求真务实，反对教条主义。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党和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曾经盛行一时，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毛泽东在寻乌调查期间写下的《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中明确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

　　在东塘等处的调查中，毛泽东发现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的严重性，实际操作中违背了《土地法》中以乡为单位分配的要求；在木口村调查中，他听到贫农虽然也分得土地，但由于过去欠账还高利贷，结果还是不够吃，只能“帮人做零工”。于是提出，这种利于富农不利于贫农的分配法应该改变。

　　苏区时期，毛泽东倡导求真务实作风，苏区各级党政干部改进工作方法，“日穿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自觉到群众中去，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

　　毛泽东木口村调查旧址群内的红三军指挥部旧址一隅（本刊记者 廖九阳/摄）

　　提供统一战线的核心启示

　　红军一心为百姓，百姓懂得“好日子要靠苏维埃”，革命事业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苏区人民的共同事业。毛泽东1930年在江西开展农村调查的实践，通过调查研究把握矛盾动态，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构建提供了核心启示。

　　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毛泽东将江西农村调查成果转化为《反对本本主义》等理论著作，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简而言之，“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统一战线，离不开对中国实际情况的深刻了解和准确把握。毛泽东联系苏区经验，在陕甘宁边区实施减租减息、发展经济等民生措施，以统战行动生动地诠释了“实事求是”“远见卓识”。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指出：“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

　　掌握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以普通调查者的姿态得出的科学论断。

　　统战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它如同打仗，自始至终离不开调查研究。毛泽东有条经验：“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1931年5月，毛泽东指挥第二次反“围剿”，当时敌我力量悬殊，觉得很不好办。于是，毛泽东到白云山驻地进行实地调查，摸清敌我状况。

　　经过调查分析，敌方存在激烈派系斗争、官兵矛盾突出、没有群众条件等，而我方则显示了军民团结、工农联盟的统战优势，军民斗争情绪非常之高，群众对红军极端地拥护……战况结果正如其预料，敌人很快败退下去。毛泽东挥笔写下《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诗句中的“枯木朽株齐努力”“横扫千军如卷席”，正是军民团结、同舟共济统战威力的生动写照。

　　事实一再说明，“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故此，“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建立群众路线的工作基础。走群众路线，首先要树立正确的群众观。毛泽东明确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告诫大家要有满腔的热忱、眼睛向下的决心、求知的渴望、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不能“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也不能“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打瞌睡”。总之，要“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

　　然而，群众是个体的集合，由于所处的地位、环境不同，以及性格上、生活上的差异，思想状况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能力和需求。因此，“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不能搞“清而又纯”。毛泽东对此作出高度概括与提炼：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混一色好打，清一色难“和”。

　　毛泽东在江西开展农村调查，主张参加者既要有经验丰富的老年人，也要有充满激情的青年人。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实行“豆选法”，政权机构人员分配实行“三三制”，即具有统一战线的特性，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反响，被誉为当时中国的“民主典范”。

　　运用灵活机动的行动策略。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运用灵活机动策略，将中间势力转化为革命力量，扩大统一战线的包容性和灵活性，“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毛泽东特别赞赏东固革命根据地李文林采取“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在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下，李文林率领的红军部队不走刻板的“书本上的路”，而是以群众利益为导向，波浪式推进的灵活策略，把军事斗争和群众工作结合起来，在全国各苏区中首创了第一个红色消费合作社、第一所红色平民学校、第一个红色金融机构和第一个红色邮局。

　　毛泽东在大桥调查时欣慰地听到，“每乡募红军志愿兵二十人，本乡去了十八人，都是自愿的”；西逸亭调查时还了解到，“本区到红军当兵的七十多人，少先队去的占四十多人，皆十几岁的青年，勇敢得很”。“四个第一”巩固了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毛泽东称之为“李文林式”的“东井冈”。

　　木口村千年老樟树，毛泽东木口村调查时曾在树下作动员群众讲话。（本刊记者 廖九阳/摄）

　　1930年底，军民团结一心，赢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毛泽东豪迈地写道：“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毛泽东1930年在江西进行农村调查，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理论依据，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实践又使调查成果得以广泛应用。毛泽东围绕服务土地革命斗争实际需要，在江西农村调查中所阐述的观点，闪耀着思想的光辉，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滋养和激励我们奋勇前行。

　　（作者：第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民盟中央参政党理论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