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照片，整整十年前召开的 ISSC（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与 ICSU（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奥斯陆联合大会的情景浮现在眼前。本次大会启动两大理事会合并议程，形成合并方案。以该会议为转捩点，国际科学界开始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稍后，两个组织正式合并，组建文理一体的国际科学理事会（ISC）。新组织推出多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行动：发起 “可持续发展科学任务”（联合国随后以 “可持续发展国际科学十年” 为其背书）、搭建 “COVID-19 全球科学门户”，并且深度参与联合国治理磋商，推动科学议题纳入 2024 年联合国未来峰会通过的《未来契约》。

　　将时钟拨回到2016年10月24日。在挪威奥斯陆近郊桑维卡的松恩奥斯陆峡湾酒店（Thon Hotel Oslofjord）里，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组织代表聚集一堂。会场正前方的大屏幕上并列着两个标志：一个是ICSU，一个是ISSC。屏幕下部写着会议的正式名称：“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特别大会”“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大会”，以及“两组织成员联合会议”。

　　我作为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CIPSH）主席，以特约代表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多年后回看当时拍下的照片，不禁浮想联翩。这次奥斯陆会议无疑是国际科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两个规模庞大、历史悠久的顶级国际学术组织，要严肃地讨论一个将对各自的使命和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动议——结束彼此平行的历史，走向一个新的共同体。

　　这次合并之所以在国际科学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在于它不是两个学科联合会之间的一般性合作或彼此吸收，而是国际科学界两个最大阵营——自然科学阵营和社会科学阵营——的首次全面合并。一方代表着以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地球科学、天文学为核心的自然科学研究共同体，另一方代表着以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共同体。两大阵营各自拥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各有自己的成员体系、治理结构和议程设置权。它们的合并，一方面预示着科学界对自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自然与社会从来就不是两个彼此独立的世界，气候、疫情、技术、不平等、灾害，无一不是自然过程与社会过程交织缠绕的产物；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两个学术阵营对自身局限性的共同承认——自然科学无法单独回答“应当如何行动”的问题，社会科学也无法脱离对自然机理的理解而有效地解释和改变世界。承认局限，是比合并本身更深刻的事件。

　　严格说来，这里展开讨论的不是具体学科的学术问题，而是关涉全球科学组织格局制度安排的会议。经过讨论，两个理事会分别进行了表决：ICSU有76%的成员、ISSC有87%的成员，投票赞成“原则上推进合并”。从这一天开始，酝酿已久的合并程序正式启动。

　　一、两大理事会的各自道路

　　在理解这次合并之前，有必要简单回顾这两个国际学术组织各自的历史。

　　ICSU成立于1931年，其渊源还可上溯到1919年成立的国际研究理事会，甚至更早的国际科学院联合会。它以各国科学组织和国际科学联合会为基本成员，长期代表着以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地球科学、天文学等为主体（国际地理联合会、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等“跨界”组织也参与其间）的国际自然科学共同体。

　　20世纪以来，许多跨越国界的大型科学合作都与ICSU有关。1957年至1958年的国际地球物理年，把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组织起来共同观测地球、海洋、大气和空间；后来成立的空间研究委员会、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以及世界气候研究计划，也成为国际科学合作的重要支柱。它所擅长的，是在国家、学科和科学联合会之间搭建平台，把分散的研究力量组织成规模宏大的全球科学行动。

　　ISSC则成立于195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仅有技术进步并不能自动带来和平、公正和社会福祉。战争、贫困、殖民体系的瓦解、人口流动、社会不平等以及技术变迁，都需要社会科学作出解释。195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决议，推动建立一个国际性的社会科学合作机构；1952年，ISSC在巴黎召开成立大会。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担任首任秘书长，美国社会学家唐纳德·扬担任首任主席。

　　ISSC关注的不只是学科内部的发展，也关注社会科学如何进入现实世界。从贫困与不平等研究，到技术进步的社会影响；从社会科学数据，到可持续转型和灾害风险，它一直试图使社会科学在全球公共事务中发出声音。

　　两大理事会由此形成了各自鲜明的传统：一个更多面对自然界及其规律，一个更多面对人、制度和社会；一个长于说明世界“怎样运行”，一个着重理解人们“为何如此行动”。然而，当人类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时，这种分工虽然仍有意义，二者之间的边界却已无法保持原来的清晰。这正是两大阵营走向合并的历史起点。

　　至于我当时任主席的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Philosophy and Human Sciences，简称CIPSH），也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直接推动成立的，首任主席是法兰西学院院士雅克·吕夫。自1949年成立以来，一直联络哲学、历史、语言、文学、宗教、艺术史、人类学等领域的国际学术组织。它与ISSC同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建国际学术合作体系的产物，也都在此后数十年里为全球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努力。CIPSH推动的工作中，影响深远的，如二战后推动人文学术领域的去纳粹化，重建被法西斯摧毁的跨国人文共同体；主持文明道路（Routes）跨文明廊道研究；协同教科文组织开展濒危语言、口头传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保护；创办跨文化人文旗舰期刊《第欧根尼》，发起世界人文大会与《世界人文学科报告》等。

　　二、为何要走文理合并的路

　　会议开场时，挪威研究理事会人文与社会科学部主任克里斯滕·克罗格致欢迎辞。与他一同致欢迎辞的，还有挪威科学与文学院院长奥勒·塞耶斯泰德。

　　克罗格的演示文稿把“跨学科性”（Transdisciplinarity）置于醒目位置。他的PPT演示文档中出现三个层次：在一个科学领域内部，在不同学科之间，以及跨越全球性问题。会议讨论中还涉及如下要点：传统学科呈现为彼此分割的知识板块，而跨学科研究呈现为一个彼此关联的系统，核心要点是“知识整合”，提示词则是“面向未来的科学”。

　　会议讨论点出了合并的根本道理。气候变化首先是一个自然科学问题，但它同时涉及能源结构、经济利益、生活方式、国家关系和代际正义。传染病的传播离不开病毒学和医学，但防控是否有效，又与公众心理、社会信任、城市治理和文化习惯密切相关。灾害风险既取决于地震、洪水和气候条件，也取决于一个社会怎样规划城市、分配资源和保护弱势人群。自然科学告诉我们海平面会怎样变化，却不能单独决定沿海居民应当怎样迁移；可以测算碳排放，却不能单独解释人们为什么不愿改变消费方式；可以创造人工智能，却不能代替社会回答技术应当服务于什么目的。

　　因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合作，不能只是项目结束时附加一份“社会影响报告”，而应当从问题的提出、研究的设计到成果的应用，全过程由不同学科共同参与。记得讨论中还提出两大理事会的合并前景是从“合作”走向“整合”，进而产生具有转型意义的新知识。这些理念并非临时动议，而是深思熟虑后的系统论述。两个理事会此前已经在全球环境变化的人类维度研究、灾害风险综合研究和“未来地球”等项目中有过长期合作。1996年启动的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由双方共同支持；2008年的灾害风险综合研究计划同样汇集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力量；2012年启动的“未来地球”则进一步把可持续发展置于全球科学合作的中心。

　　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通过，又使这种合作变得更加迫切。贫困、健康、教育、能源、城市、气候和生物多样性不是十几个互不相关的题目，而是一个相互牵动的系统。任何一个目标的实现，都可能影响其他目标。面对这样的世界，科学如果仍然被封闭在互不往来的学科格子里，就很难形成真正具有行动能力的知识。两大阵营的合并，正是这种认识在组织层面的必然结果。

　　三、从共同研究到共同发声

　　在我拍摄的现场照片中，有一页PPT演示以“全球挑战与范式转换”为中心。画面上可以看到“全球挑战”“共同的行动和全球声音”“整体性和汇聚性方法”等关键词。这反复说明，合并所要解决的不只是怎样共同做研究，还包括怎样共同发声。

　　过去，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常常分别向国际社会提出意见。前者提供数据、模型和技术路线，后者分析制度、行为和政策。但面对气候变化、全球不平等、公共卫生危机和数字技术带来的伦理问题，分散的声音往往不足以进入国际决策的核心。新的组织需要把各种知识组织起来，形成一种既有科学依据、又能够理解社会复杂性的全球表达。

　　现场上介绍ISSC工作的演示文稿也很有意味。屏幕中央写着：“让全球社会科学在任何场合都有声音”。周围环绕着《世界社会科学报告》、灾害风险综合研究、“未来地球”、“面向可持续性的转型”、贫困比较研究计划，以及开放数据、开放科学和利益相关者合作等内容。它表明，ISSC并不满足于把社会科学理解为书斋中的解释活动，而是希望它进入全球治理现场。

　　对合并后形成的新理事会的构想，后来被概括为“推进科学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使命则是成为“科学的全球声音”。这里的“科学”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而是同时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同时注意吸收人文、医学、健康、计算机和工程等领域的观点。

　　四、我在会场上的遐思

　　作为CIPSH主席，我对合并的必要性没有疑问。但我也意识到，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走向联合时，人文学科不能成为被遗忘的第三方。

　　会议安排我致辞时，我表达的大意是，CIPSH 长期致力于重构人文学科议程，主张人文学发展需要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跨界协作。面对新机构合并进程，提出设想：新成立的大型机构与 CIPSH 保持彼此独立、紧密联结的双理事会格局；二者差异不在研究对象与社会关切，而在于观察视角、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

　　今天人类对科学的依赖越来越大，但我们所需要的科学，应当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改善人的生活，并减少高技术发展可能给人类带来的危险。后来在合并前夕接受相关访谈时，我也表达过相同的意思：科学不仅应当增强人类的能力，也应当帮助人类认识和约束这种能力。

　　自然科学回答“能够做什么”，社会科学分析“怎样组织起来去做”，而人文学科还要追问：“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是否正当”。一项技术可能很先进，但是否无视人的尊严，这需要伦理学的判断；一种政策可能提高效率，但它是否损害文化多样性，需要历史学、人类学和语言研究的参与；人工智能能够处理海量文本，却不能因此代替人类对意义、记忆和价值的思考。所以我理解的“科学重新成为一个整体”，并不是用一种方法取消其他方法，也不是让弱势的学科服从强势的学科，而是让各种知识在共同面对人类问题时既保持自身特长，又彼此倾听。真正的跨学科合作，应当建立在对学科差异的尊重之上。

　　五、反对的声音

　　奥斯陆联合大会的表决结果，说明合并动议获得了大多数的支持，但76%和87%的赞成率也说明，会场并非没有疑虑。从当时各科学联合会留下的发言记录，以及后来中国台北会议的讨论看，疑问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合并后的会费怎样计算；国家成员与国际学科联合会怎样分配代表权；一个国家存在多个成员机构时，谁有投票权；原有科学委员会和研究项目将归于何处；自然科学成员数量较多，社会科学能否保持实质性地位；医学、工程和人文学科又应如何纳入新的框架等。

　　还有更深层的担忧：行政上的合并是否一定能带来知识上的融合？如果只是把两个秘书处、两套章程和两组成员名单放在一起，而科研评价、经费分配和学术交流仍然各行其是，那么所谓跨学科便可能停留在组织名称上。上述保留意见并非没有道理。恰恰因为合并具有必要性，人们才更关心它能否建立公平的制度。

　　六、从挪威奥斯陆到法国巴黎

　　奥斯陆联合大会作出的只是原则性决定。记得议程中“合并进程”一项，列出了下一步路线：制订详细过渡方案，计划于次年10月下旬举行会议进行正式表决，同时处理执行机构任期、秘书处和新章程等问题。奥斯陆会议后，两个理事会成立了“过渡工作组”和“战略工作组”。前者负责章程、财务、治理、成员结构和秘书处安排，后者负责确定新组织的愿景、使命和战略重点。次年的会议经过讨论，ICSU有97.6%的成员、ISSC有90%的成员投票赞成合并。会议还通过了新组织的高级战略、章程框架、治理安排、预算原则和法律实施路径，并确定新组织的名称为“国际科学理事会”（International Science Council，简称ISC）。

　　2018年5月，双方成员通过电子大会批准合并条约，并确定新组织正式建立的日期；同年7月，新理事会在巴黎举行成立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两个原有理事会正式宣告终止活动，同时宣告国际科学理事会诞生。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2016年挪威奥斯陆联合会议是出发点，次年10月会议是制度关口，2018年7月的法国巴黎则是新组织公开登场的舞台。

　　七、会场之外的意义

　　回看当年的照片，会场的布置并不奢华。代表们围坐在会议桌前，有人翻阅文件，有人低声交谈，有人目不转睛盯着大屏幕。在人类科学史上意义重大的变化，就从几个代表发言、几页章程草案、几轮审慎表决催发。

　　那次联合大会的意义，今天回看，早就超出了两个国际组织自身的定位和使命，它意味着国际科学共同体开始承认，人类所面对的问题本来就具有整体性，而现代学科制度却把知识分成了许多相互隔离的部分。学科分化曾经极大地促进了知识增长，今天我们仍然需要严谨的专业研究。然而，当高度专业化妨碍了人们理解问题之间的联系时，科学又必须寻找重新结合的方式。两大阵营的合并，正是科学界对这种整体性的公开确认，也是对自身局限性的坦率承认。

　　眼前有时会浮现会场大屏幕上的那句话——“面向未来的科学”。

　　什么是面向未来的科学？它当然要发现新规律、创造新技术，但它还应当懂得人的处境，理解社会的复杂性，尊重不同文明的经验，并对知识的运用可能造成的后果保持清醒。它既要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也要有反思这种力量的智慧。

　　奥斯陆会议至今正好十年，两个理事会的旧称已然成为历史。但会议上提出的问题并没有过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究竟应当怎样合作？国际科学组织怎样避免少数强势国家和强势学科垄断议程？科学怎样在政治分裂、信息混乱和公众信任受到挑战的时代保持独立、理性和责任？真正的合并，不只是两个机构合并为一，而是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发生了改变。科学不再只是彼此分割的知识领地，而应当成为人类共同认识世界、理解自身并承担未来责任的一种整体努力。

　　八、奥斯陆初冬的寒意

　　奥斯陆会议于我而言，还有另外一层更个人化的记忆。

　　坐在会场里，望着大屏幕上并列着但注定要叠合在一起的两个LOGO，心中升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国际学术界三大顶级学术组织中的两个，从此要合二而一了，留下CIPSH还保持着独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伴走向新的共同体，这当然令人欣喜，也顺理成章。而人文学科和哲学，带着对人类终极问题的关切——人为何存在，人性何以重要，技术将把人类带向何方等——仿佛站在合并的大门外，感受着初冬的寒风扑面。

　　但这种寒意并不是失落，更不是自怜。人文学科历来习惯站在热闹的边缘，守护那些不总是能被表决、被计算、被合并掉的问题。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携起手来，恰恰更需要有人追问：合作的方向是什么，整合的知识服务于谁，而人在其中将成为什么。会议结束走出酒店时，奥斯陆峡湾的风已经很凉了。我紧了紧衣领，心里想：冷一点也好。对人类终极问题的关切，本来就需要一点寒意来保持清醒。

　　CIPSH并未置身事外。就在奥斯陆会议召开的那一年，ICSU、ISSC和CIPSH共同合作，推动了将2016年定为“国际全球理解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Global Understanding，IYGU）计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通过决议予以背书支持。我本人作为CIPSH代表，成为其指导委员会委员，参与了跨文化理解、文化多样性倡导、全球公民教育提升、全球性挑战的应对等人类核心议题的推动。

　　九、来自CIPSH的致辞

　　我代表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在奥斯陆联合大会上做简短致辞，内容如下：

　　尊敬的大会主席，各位杰出的代表、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荣幸能够在奥斯陆这一特殊场合有机会作一个简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对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的盛情邀请表示衷心感谢。我谨代表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CIPSH），在此表达两方面的关切。

　　一方面，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迄今一直致力于重新设计人文学科的议程。我们非常清楚，要推动人文学科的发展，就需要在许多方面同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开展合作。当前的合并使我们得以展望一种新的、可能的未来。

　　我认为，这个即将诞生的庞大机构与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将继续作为两个彼此独立、同时又保持密切联系的理事会而存在。在我看来，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区别，既不在于研究对象，也不在于它们同人类社会的联系，而在于各自观察问题的角度、所采用的方法论以及研究进路的范围。如果新组织能够与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共同起草一份简明文件，清晰勾勒双方未来开展合作的方式，并结合目前所处的过渡阶段明确各自的角色，那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另一方面，加强社会科学在世界人文大会上的参与和影响十分重要。正如在座许多代表可能已经知道的，这次大会将于2017年8月6日至12日在比利时列日举行。2017年世界人文大会将围绕以下六个主要议题展开：

　　第一，人类与环境；第二，文化认同、文化多样性与跨文化关系：全球性的多元文化人类共同体；第三，边界与移民；第四，有形与无形文化遗产；第五，历史、记忆与政治；第六，变化世界中的人文学科。

　　这次大会将加强人文学科的组织与协作，尤其将强化其跨学科和超学科维度。我认为，人类的一种重要力量就在于多样性，而人文学科尤其适合于维护和促进这种多样性与互补性。

　　最后，请允许我预祝正在召开的本次大会以及随后举行的研讨会双双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十、风景和美食

　　十月底的奥斯陆，空气清冽微凉，气温开始靠近冰点，云雾弥漫，常有零星细雨。地处高纬度，白昼短，天光暗，峡湾吹来的风带着湿冷的海腥气。满城林木褪去绿装，金橙与赭红的落叶铺满步道，踩上去沙沙作响。

　　这座城市的雕塑给我很深的印象。不用说维格兰雕塑公园内的百余尊青铜与花岗岩雕像，城中心的市政厅、剧院广场等地，到处都能看到纪念雕塑。奥斯陆市政厅底层檐廊外侧，就耸立着六尊劳动者雕像，他们分别是渔民、石匠、电工、木匠、铁匠和缆线工。青铜铸造的他们在秋光里泛出沉静哑光。

　　街景安静疏朗，简约北欧风格楼宇沿缓坡铺展，远处峡湾的水面泛着灰蓝微光。行人裹紧外套缓步穿行，街边咖啡馆透出暖黄灯火，与户外肃穆雕像、萧瑟秋林相映，沉静而富有力量，带着北欧独有的克制诗意。

　　挪威的美食不能不提。挪威语叫做Laksefillet的香煎大西洋三文鱼排万不可错过。鱼肉保留粉嫩色，表面撒黑胡椒碎，鱼香在胡椒香的激发下，更有回味。莳萝香草泥（dillpuré）的绿色和细润的口感，让每一口鱼肉都像是第一口那般脂香盈口。蔬菜丁塔上点缀着微型芽苗菜，这是北欧餐厅的经典摆盘风格。三文鱼肉油脂充沛，需要用果蔬丁来冲抵。佐餐时再来一杯本地的拉格啤酒，冲淡口中的菜肴味道，就感到会议带来的身心倦怠，被一点点化解了。

　　（作者：朝戈金，系内蒙古大学北疆民族语言文化交融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